郁达夫1936年底日本之行和郭沫若归国关系考.pdfVIP

郁达夫1936年底日本之行与郭沫若归国关系考※ 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 廖久明 问题的提出 大多数传记作品都认为，郁达夫1936年底赴日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敦请郭沫若 归国。该种说法应该源自郁的妻子王映霞的下面这段话： 一九三六年的冬日，南京侍从室何廉奉蒋介石之命打了一个电报给福州的陈主席。 电文的大意是：叫郁达夫到日本去一次，去到东京和郭沫若谈谈，要叫郭沫若回国来， 可以取消对郭的通缉令(原来是通缉郭沫若十年)，同时，交给郁达夫治装费数百元。 当时，我还从杭州赶到上海来送郁达夫上船。① 不过，郁达夫此次赴日目的另有说法。郁达夫本人的说法是： “这一年的冬天， 因受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②，“他说这次来日本，是为福建省政府购 买印刷机的。借此机会也好来久别的日本玩玩”③。当时的同事蔡圣煜回忆说：“据说 是应日本各社团、学校之请前往讲演，并去商议出版《大鲁迅全集》之事……”④另 一同事蒋授谦的说法是：“达夫东渡是应邀去讲学，抑是去与郭沫若联系，我无从证 实。”@郭沫若虽然没有直接说到此事，在《再论郁达夫》中却间接否认了流行的说 法：“在芦沟桥事变前两三个月光景，达夫从福州突然给我一个电报，说当局对于我将 有重用，要我赶快回国。我回电请他把详细的情形告诉我，但他却没有回信。事情也就 阴消下去了，“这，就是达夫对于我的回国所参予的全部，事实上他只做了一番间接 又间接的传达信息的工作”。》⑥ 根据郁达夫1937年5月18日给郭沫若的信可以知道，郁达夫所做工作远非郭沫若所说 的那么一点点，但就郁达夫1936年底赴日目的而言，笔者认为郁达夫的说法相对符合事 实一些。⑦ 首先，南京政府在日本东京有大使馆，大使馆下面有后来帮助郭沫若归国的钱瘦 铁、金祖同等人，没必要如此转弯抹角地通过陈仪叫郁达夫到日本去敦请郭沫若回国。 其次，因为郁达夫的《广州事情》(1927年1月6日)及其他原因，郭沫若与郁达夫 断绝往来已有十余年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贸然叫郁达夫去敦请郭沫若回国。 其三，郁达夫1936年儿月13日就已到达东京(12日到达长崎)⑧，与郭沫若谈回国 问题的时间却是12月6日(具体考证见后)。如果郁达夫赴日目的是敦请郭沫若回国，那 么不可能拖这么长时间才谈这一问题。 ※本论文为“2008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课题《从郭沫若研究看现代 中国的历史进程》(课题编号SC08E05)”阶段性成果。 ＼ ·41· 其四，郁达夫回国后便尽力奔走，并且有福建省主席陈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 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此时的行政院院长为蒋介石)、 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秘书长张群等人进言斡旋，但直到卢沟 桥事变爆发，国民党政府仍然没有给郭沫若汇去旅费。如果郁达夫赴日目的是“奉蒋介 石之命”敦请郭沫若回国，那么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可能或没必要发生。 其五，根据殷尘的《郭沫若归国秘记》可以知道，郭沫若回国前不但为留在日本的 妻儿担心，而且为回国后的自己担心。如果郁达夫赴日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敦请郭 沫若回国，那么郭沫若便没必要为回国后的自己担心。 再看看下面一段文字，更能肯定郁达夫此行决非“奉蒋介石之命”去敦请郭沫若归国： 一九三七年三月间一天上午将下班时，达夫先生手拿一卷宗袋走到我办公桌前说， 近日因写文章与社交应酬甚忙，有一急件命我代拟函稿。我翻开卷宗一看，原来是绝密 文件。一张是陈仪给当时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的信稿，请他向蒋介石请示可否允许 郭沫若先生回国居住，另一张是旋得其复信，内云：经蒋介石许可，惟不得有“越轨行 动”，在福州居住由陈仪监视。达夫先生命我代拟一封便函告诉蒋廷黻说，已择定乌山 路从前蒋光鼐任闽省主席所住私邸(已届公产)为郭住所，并负责保护与监视。同时说 明该屋系洋式两层楼房一栋，孤立在乌山之麓。信中具体内容系按陈仪“手谕”抄录。 拟好之后即交达夫先生审核送判，以后情况不得而知。可是很久没有听说郭老回国的 消息。我也不便询问——此事知者不多。达夫先生和沫若先生情谊甚深，在平常与我们 闲谈时也常流露出对郭沫若先生的友情和敬意以及对他那时处境的担忧和同情。抗战初 期，郭老能顺利回国，我想这里也有达夫先生的一份努力吧。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