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现状.docVIP

论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现状 行政监督是指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是否合乎宪法和法律而实施的全面监察与督促。行政监督是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行政监督的目的在于确保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正确使用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在民主政治下，按照主权在民的原则，人民将国家行政权力赋予行政机关及其行政官员，是权力的委托而非丧失，因此人民始终应该掌握对国家行政的最后控制权，这在制度上就表现为行政监督制度。 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行政腐败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政治现象。一方面政府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资源的垄断权，拥有广泛而实际的权力，对社会经济事务的某些方面仍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过于深入、…… 因此，我国的行政监督机关需要互相合作，但要各司其职。 第二，专门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客体。我国监督机构的设置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同级行政机关和上级业务部门的双重领导；其负责人不是由党政领导人兼任，就是由党政机关任命。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的监督，上级监察机关处于“管得着”但“看不见”的状态，本级监察机关是“看得见”但“管不着”。目前对这部分监察对象的监督，主要依靠群众的举报揭发。然而这些人身居庙堂之高，一般群众很难了解其违法违纪的事实详情，由此造成了一个监察盲区。其原因在于监察机构设置于政府内部，在政府首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从整个行政管理系统来看，虽然处于执行机构的地位却没有实际上的独立性，所以对政府首长的监督显得责任大权力小，位卑言轻，结果是同级监察机关对行政首长的违法违纪行为无可奈何，有心监督但力不从心，甚至唯首长之命是从，使监督人员往往受制于长官意志。监督机构附属型的隶属关系体制，使监督主体在人员编制、经费拨付、劳动工资等方面受制于监督客体，这就为行政领导对监察机关的监察活动进行干预打开了方便之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为了局部利益，从本位主义和个人私利出发，对本单位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对该立案的不立案，该清查的不清查，该处理的不处理；或者千方百计阻挠监察工作，使得违法违纪行为难以得到及时严肃的查处。 这就是重庆司法局长文强为何到现在才落网的原因。文强在重庆市公安局任职多年来，在政界和民间口碑都颇为不佳。重庆市司法系统一位官员对《财经》记者说，文强担任重庆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和局长期间，重庆市治安状况趋于恶化，黑社会活动猖獗，高利贷屡禁不止，民间多有怨言。就是这样的政绩还没有被当地监督机关检举查处，这就是下级检察上级的弊端，或许有些官员想举报文强，但是碍于他的地位和权势，只好退缩。这也造成了重庆黑恶势力的猖獗和疯狂。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就算下级有心进行监督，他也没这个实力。这就需要我国专门的监督机关必须独立于权力机关而存在，至少不能受到权力机关干预和影响，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下级监督人员的胆怯，也才能让监督机关发挥到应有的作用。 第三，决策层和社会各阶层的联系缺失，公民参与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监督行为滞后。我国行政监督的问题还体现为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处理，忽略了行政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进行中的控制。往往是等到问题出现，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以后才去追究。这种监督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打击腐败和惩罚失职具有一定作用，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其造成的损失与危害有时难以弥补。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决策中政府行为缺乏全程监督。知情才能议政，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众的参与度或不能及时参与。我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特点就是封闭性，一方面，一些官员受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影响，忘记自己公仆身份，拒绝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听取和吸收公民意见，公民参与权和决策权无从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信息透明度不够，在政务公开的程序、内容真实性方面没有做到规范，有些政府公布的信息不全或避重就轻甚至故意隐瞒事实，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公民的知情权，公民不能及时全面地对政策制定进行有效监督。 发生在去年的甘肃陇南事件不就是干部与群众缺乏沟通造成的吗？“11·17”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武都区部分干部群众，特别是拆迁户担心行政中心搬迁后，其利益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