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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反抗——现代性的哲学探索 当我在本科的时候学习管理心理学时，看到一句话，管理心理学很多时候也称为组织行为学，不经意间看到的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却引起了我的思考：心理和行为究竟是什么关系？换句话说，心灵与身体究竟是什么关系？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的开头那段话，会让你想到什么？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上周四，牛宏宝老师在现代西方美学课上探讨了主体性和现代性的问题，讲到了笛卡尔的“我思”是如何引起现代性的革命的，“我思故我在”这个耳熟能详的命题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思”推出的“我在”究竟是主观性的存在，还是客观性的存在，后人对此的解读是不同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个“在”是隐含着身体的存在的，否则，我就可以说“我不存在”了，但是在现代性的话语中，一个活生生的人说“我不存在”，这是一个悖论。而在我们汉语的语境中，臧克家的那段话却成为经典，因此，什么是现代性语境，我们就需要来考察一下。 笛卡尔之前，在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身体和心灵是不分的，心灵并没有从身体中独立出来，或者说，古希腊前期的人们还没有“自我意识”，谈不上“我思”；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则改变了古希腊人这种身心不分的混沌状态，“是什么”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理念论诞生了，“洞喻说”把人从身体的黑暗洞穴中带到心灵的阳光下，当然，这种心灵的独立还不彻底，心灵仅仅是比身体高级而已，并没有否定身体的合法性；只是到了中世纪，身体才被天主教彻底地禁锢起来，普遍流行的禁欲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的思潮。 后来，心灵的禁欲主义在基督教内部被解构了，文艺复兴，人们重新对人进行定义，欲望、身体开始得到重视，“庭院爱情”和浪漫主义开始蔓延；路德和加尔文的基督教新教，打破了原天主教会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人们开始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来解读《圣经》，心灵开始解放，为“我”成为“思”的主体准备了条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着笛卡尔的“我思”的提出了。现代性开始了。 笛卡尔虽然提出了“我思故我在”，但是他对身心关系的定位还是非常节制，由“我思”推出了身心二元论，心灵与身体相互独立，靠松果腺联结；后来的莱布尼茨又接着提出了身心的“预定和谐说”。在现代性的开端，身体的反抗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与心灵平起平坐，但也仅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在本体论的地盘，理性的大旗不允许它与心灵平分天下，这也是为什么叔本华要一改前人写哲学书的规则，先从认识论突围到本体论而不是从本体论写到认识论的原因。 无论是理性主义也好，经验主义也好，他们的基本原则是一样的，那就是理性至上，身体始终处于劣势。到了康德这里，身体第一次被置于心灵之上，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相比具有优先性，人终于不再成为上帝自我实现的手段，而成为自己的理性的目的。不过，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重新陷入了困境，或者说，人从自然秩序（古希腊）中解放出来而投身上帝的怀抱（人成为一上帝之下，万物之上的存在物，征服自然的激情在文艺复兴后得到全面的爆发），而如今脱离了上帝的怀抱，又陷入了自己通过理性制造的一种道德实践（亚当·斯密的时代，经济学是一种具体的道德实践），即经济秩序之中，于是，人从上帝的一个棋子变成了一个通过货币确认自己的符号（这也是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讨论的热点问题），个体主义的原初设想（《鲁滨逊漂流记》那样的理想）没有实现，人重新回到人群中，回到熙熙攘攘的市场上，讨价还价，成就了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 在身体与心灵交锋的战役中，身体第一次战胜了心灵，但是，下一步怎么走呢？现代哲学出现了分裂： 第一条道路就是回到古希腊的身心一体的道路。继承了康德的实践理性的衣钵，叔本华的“世界是我的表象”开启了这个先河，意志代替了思想，直观代替了理性；尼采紧跟其后，以超人自居，批判了苏格拉底和基督教，然后提出了一种设想，即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重新和好，在我看来，这是身心由分裂到重新统一的一个象征，但是，破镜毕竟无法重圆，因为这个镜子还留下痕迹，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是无法真正和好的；弗洛伊德继续作践人类，认为人是在性本能利比多的驱动下生存的，自我只是在本我和自我的夹缝中生存，而本我始终是处于优势的，而这导致了人类的自相残杀，导致了世界大战；自从弗洛伊德带来了思想解放和性解放之后，尼采手中那个还有利用价值的日神阿波罗就变得一文不值，福柯以一种彻底否定现代性的态度，重新给予那些被人所否定和遗忘的东西以合法性（比如精神病院并不合理，其实在弗洛伊德看来，疯子和艺术家也没有本质区别），当然也包括了古希腊人提倡的同性恋和纵欲，最后福柯也以身体的实践捍卫了自己的理想，但是，尼采的身心一体的理想如今变成了一种不可收拾的身体专制。 第二条道路则是回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的身体禁欲主义，这是一条反时代的道路，所以很少有人会走。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现象界和物自体进行划分的时候，他把人的认识局限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