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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字之华：“隐喻”·“比兴” 白晓东 李璐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720062；西安交通大学外语学院，710049 [摘要] 西方传统的“隐喻”概念，与中国诗学范畴的“比”、“兴”有同有异，包含了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目前，对这两方面的研究日渐深入。但将这三个概念放在一起，从其工作机制的角度加以分析，并与西方“象征”和中国“香草美人传统”参照起来对比，还没有什么人涉及。本文的目的就是从这个新的角度，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作一些有益的探讨。本文运用了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方法，以问题为出发点和目的，提纲挈领地把握了各自的不同，得出了以下结论：“隐喻”、“比”、“兴”三个概念虽共有类比性、暗示性，但“比”中的“源范畴”与“目标范畴”之间的关系较之“兴”更为显明并合乎逻辑，与西方“隐喻”范畴基本一致。相较于西方隐喻逻辑的、“两点一线”的认知功能，“兴”的工作机制呈现为多维的、并置呼应的直觉共鸣，反映出中国二元互动的有机思维特征。西方的“象征”虽然与汉字“立象以尽意”的原理相同，但因为“象”与所“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约定俗成关系，和中国“香草美人传统”的手法类似，所以与“比”和“隐喻”的线性逻辑工作机制仍属同类。 [关键字] 隐喻；比兴；象征；线性逻辑；并置呼应。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密码] [文章编号] 一、引言 西方对隐喻的研究源远流长，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从亚里士多德时期开始，大体经历了修辞学诗学、语义学、语言学哲学和当代认知学——多元研究四个阶段。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四种不同的理论：亚里士多德的比较说，昆体连（Quintilian）的“替代说”，I. A.理查兹（I. A. Richards）的“互动论”和乔治·雷考夫和马克·约翰逊的“经验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作为隐喻深层工作机制的“比较论”毫无疑问是第一个对隐喻的研究。亚氏的比较论基于隐喻的修辞涵义，认为隐喻是用一种事物去说明另一种事物，“隐喻字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 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比字。”[1] (P47)以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连为代表的“替代说”，指出修辞的价值在于美化日常语言，隐喻则是“点缀在风格上的高级饰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理查兹的“互动论”对亚里士多德的比较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比较论一味强调事物间的相似，忽视了隐喻中主旨和载体间因不对等产生的张力。隐喻产生与这种张力的互动而非两者的相似。隐喻研究发展到当代，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的雷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经验论”。他们认为，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有，不仅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思想和行为中，我们用于思考和决定行动的常规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以隐喻为基础的，也就是说, 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可以用不同义域的观念表述, 一个义域的概念可以被另一个义域的概念隐喻化[2]。人类的语言中充满了根隐喻，如上—下、内—外、起点—终点、中心—边缘等基本隐喻概念范畴，人类概念系统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建立在这些基本概念之上的。由于概念隐喻的无所不在性和隐秘性，人们往往很难察觉其存在。然而，通过对隐藏着大量根隐喻的日常隐喻的研究可以反映并推论出人类认知的历史发展和生发过程。 综合上面四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出，逻辑推理是西方隐喻学的共同思维支柱，也就是说，无论是“比较说”、“代替说”还是“互动论”、“经验论”，其背后的思维轨迹和表述机制都是由A到B或A、B互推的“两点一线”推理模式。也就是说，当雷考夫和约翰逊认为隐喻是人类思维模式的反映时，这里的思维模式指的是逻辑推理认知的线性思维模式。 中国的“隐喻”研究则更为复杂，自成一体，渗透了中国古典美学、诗学以及传统哲学的思维特性，在古典文论中被归结为“比兴”。“比兴”这一概念不但包括了线性认知的逻辑思维特点（比），还包含了非线性的多维互动思维模式（兴）。 西方的隐喻理论直到十九世纪末才传入中国，近代结合隐喻，对“比兴”进行的研究也始于这个时期。著名学者如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和钱钟书等人都在引进西方隐喻理论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比兴”做了积极、大胆的对照研究。闻一多 [3] (P98)。朱自清在清华讲学时也指出，后世“比兴”连称，“兴”往往就是“譬喻”或“比体”的“比”[4] (P117-119)，也就是说，把“比兴”统归为“比”。这些学者，包括后来国内诸多对“比兴”的研究虽然都意识到西方的隐喻和中国的“比兴”有同有异，但对两者之间的异同究竟哪，仍未作出详尽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就是想通过西方拼音语言和中国表意文字的不同，及由此带来的表述模式的差异，对此问题作一番尝试性的探讨。 现代西方“认知隐喻”的工作机制 在经历了“比较论”、“替代说”之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的隐喻研究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