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docVIP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姜义华 ［内容提要］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史官史学的古与今 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体裁多样，内容丰富，而且从未中断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国家任命史官、组织史馆、编纂史书、记述史事，使史学的延续与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 西周已有太史、内史、史正等史官。东周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内史、外史、守藏史、柱下史等史官。汉代史官有两大类，一类先为中丞，后为兰台令史，专掌史料图籍，一类为太史令丞，专掌疏记撰述。魏、晋至隋，注记和撰述初隶中书省，后归秘书省，继而分隶秘书、门下两省。唐初，朝廷下令开设史馆，专门收集前代史料，纂修前代历史，并明定此为正史。这一制度，一直沿袭至清代。宋代设起居院，修起居注，设日历所，修纂日历，设实录院，修纂会要；加上修纂国史的国史院，史官机构之庞大与完备，超越先前各代。辽、金、元及明、清史官制度与宋代大体相同［］。史家的身份为史官，这一特定的角色地位，决定了史家必须是政治统治者统治意志的忠实贯彻者。由史官主持编撰的众多史著，始终以统治者在激烈的政治冲突中用以克敌制胜、维护其统治地位以保障长治久安的政治经验、政治技能为其中心内容，并以其丰富的直观的具象，使后人可以直接袭用及作为借鉴，发挥其知识功能与实践功能。以官修的正史为主干的史学，在被概括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体系中，其地位仅次于经学，而高于子部和集部诸学，就是因为它具有这种政治性与直接实践性品格。 中国古代，也有私家修史。孔子观百二十国宝书撰《春秋》，已经开了私家修史的先河。私人所修撰者，其后大多属于别史、专史、野史、史考、史评一类，隋文帝曾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私人修史，因此极少敢于问津本朝史事者。身为史官者，其中也有一些人素养较高，所撰史书富于个人特征，如司马迁修撰《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其追求的目标，成为后代身为史官的史家的楷模，但是，无论私人所修诸史，还是史官中的姣姣者所修撰的史著，他们的基本宗旨与官修之史并不相悖。他们的独立意识一旦同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及当权者的意愿发生严重的冲突，他们的著作往往就会被查禁，他们本人及其家族、相关联者甚至还会因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清代康熙二年，庄廷钺因私刻明史，其中夹杂有若干指斥清朝的语句，人虽已死而被戮尸。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因所著《南山集》对南明君臣表示了同情，遭到灭族惨祸，许多人因牵连而被判处斩首、绞刑、流放，便是人所熟知的事例。 史官史学在史学发展中的支配地位，近代以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着中国历史几千年未遇的社会大变动，一批接受了新思想薰陶的史家纷纷研治本国当代史、外国历史。清末更出现了“史学革命”的口号。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批评旧有史籍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为朝廷的君臣而撰，不知为广大国民而撰，要求为国民写史，写国民的历史；批评旧有史籍只注重政治史、学术史，要求更多地研究民风、社会、宗教、财富、种族、工艺［］。官方史学也开始组织较多的力量从事外国政治、军事、科技、外交等历史著作的译述与研究。近代中国史学在这一基础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形成所谓新史观、新史学。 近代以来兴起的史家史学，对现政权及现社会持批判态度，有着较强的独立性，在反省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状，了解西方各国及整个世界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改善历史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多所树建。由于近代中国新史观和新史学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形成，一直同成为时代斗争焦点的政治冲突、政治变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其研究内容一直偏重于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主义统治为中心的政治斗争。这种强烈的政治性、党派性、阶级性，使史家史学在他们所支持的政治力量取得政权、确立了政治支配地位以后，自身很容易相应地从一种社会异己意识一变而为一种统治意识，在重建意识形态控制系统中演化为一种新史官史学。正因为如此，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史官史学声威不减往昔。 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学术文化领域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在史学领域内，同样实行“文化围剿”。不用说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