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时期译意风尚.doc

09109 0901214024 李荟 论晚清时期的意译风尚 ——从“议书为强国第一要义”看梁启超的翻译思想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翻译（评论）家，也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对社会造成大变局，而传统分子们追求“攘外必先安内”的守旧思想，致使民族备受西方蹂躏。作为戊戌变法的维新志士，梁启超为挽救民族危亡，他效法西方，变法维新，救国图强。在一系列救国图存的活动中，梁启超兴西学、译西籍，将西方先进的思想通过翻译和编撰引进中国，使当时的士大夫和先进知识分子得到了思想上的解放，推动了社会转型和国家的前进。就翻译目的而言，梁启超主要是围绕救亡图存的出发点，主要向世人介绍政治方面的书籍和译著，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客观上也给后世留下了在翻译研究方面的巨大财富。本文将从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方法两个角度分析梁启超的翻译思想。 一、翻译文本的选择 在近代中国，社会纷乱、外地侵扰的情况下翻译什么样的文本成为译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自觉身兼救民族于危亡的梁启超认为，“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梁启超，1995:302）他把“择当译之本”看做译书三义之首，可说是抓住了近代中国译书之要务（郑意长，2009）。这样的理念在当时并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由此衍生出了“译印政治小说” (梁启超，1995)的文本选择观、“必自科学小说始” (鲁迅，2006)的文本选择观和“侦探之事业，乃集合种种科学而成之一种混合科学” (刘半侬，1991:990)的文本选择观。“译印政治小说”即为梁启超最为推崇的文本，他希望能够通过大力译著此类文本，向民众输入改良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实现社会革命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下，大量译者选材开始政治化，此类小说风靡一时。例如：梁启超译《佳人奇遇》（1898）、林纾译《黑奴吁天录》（1901）等。这些作品大多以争取民主，反抗专制暴政为主题，给近代中国文坛以及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观念都带来了较大冲击。但翻译的“政治小说”大多故事性较弱，脱离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且有时极为牵强地给他们抹上一些政治色彩以使之与救亡为伍，弊端渐现。（郑意长，2009） 二、翻译方法的选择 谈到翻译方法，人们会立刻想到直译和意译。在我国晚晴时期就出现了直译与意译之分。直译方面以严复、鲁迅、周作人等为代表，提倡“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2006:147），“任情删减，即为不诚”(鲁迅，2006)等思想，意译方面主要是以林纾、梁启超等为代表，主张“将使人深知其意”。本文主要是分析梁启超意译的翻译方法的目的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1986年，梁启超在读到《天演论》之后，在《论译书》中说道“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苟其义靡失，虽取其文而增删之，颠倒之，未为害也。”(梁启超，1984)由此可以看出，“将使人深知其意”显然已经成为梁启超及其之后许多译者的翻译方法。1901年，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例言》中表达了同梁启超相同的观点——存其旨而易其辞，不失本意。同年，梁启超在译柴四郎的《佳人奇遇》时对于原作后半部抨击清政府对朝鲜和日本的政策的段落做了很多删改，尤其是小说后半部分更是被其大删大改。次年，梁启超在《〈十五小豪杰〉译后语》中更表明其将“将使人深知其意”的方法论改为了归化色彩极强的“译意不译词”。其后，凭借梁启超极好的人气和地位，“译意不译词”被众多译者大肆引用，风靡一时。对于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意译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一方面，这种方法论快速的为近代中国人带来了符合国人阅读习惯的文学作品，使国人能够更多的了解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但是另一方面，此方法的运用，也使当时很多文学名著例如雨果的《悲惨世界》等结构被大量修改，失去了原文应有的魅力。 我们应看到，梁启超是带着开启国人心智，救亡图存的目的来做翻译的，他的目的主要是向国人介绍西方先进的思想理论，所以在翻译作品是必定注重的是快速介绍译本思想，并不能详细准确的挖掘著作的中心思想和文化价值，但是他的“择当译之本”、“将使人深知其意”、 “译意不译词”等思想确实为今后的翻译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⑴梁启超. 译印政治小说序[A]. 见：徐中玉.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M]. 上海：上海书店，1995:302. ⑵郑意长. 近代翻译思想之演进及其现代阐释. 中国知网博士学位论文，2009. ⑶严复. 《天演论》译例言[A]. 见：严复. 严复文选[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47. ⑷鲁迅. 《域外小说集》. 略例[A]. 见：鲁迅. 译文序跋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8. ⑸梁启超. 论译书[A]. 见：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