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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2011-5-16 　　摘要：中国经济快速复苏是中国经济周期在近年来出现稳定化趋势的一个缩影，其根源不在于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而是在于具有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功能的“中国模式”。作为“中国模式”的重要内涵，财政分权和新型国有经济体系共同推动形成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从政府间关系层面看，财政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相当程度的相机抉择能力，有利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从政企间关系层面看，新型国有企业的大量涌现克服了一般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遇“冷”则过度收缩的缺陷，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传递渠道。 　　关键词：“中国模式”，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财政分权，新型国有经济体系 　　一 ???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2009年达到8.7%，到2010年上半年跃升为11.1%，经济增长重新走上快车道。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企稳，走出一个“V”字型反转态势？对此问题，学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复苏主要应归功于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然而本文发现，与中国经济快速复苏现象相对应的是，近年来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已然趋于下降。如下图所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在1960年前后最大，改革开放后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之前，2000年后的波动幅度又进一步小于之前。中国经济周期已然出现了明显的稳定化趋势，经济周期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向着起伏平缓、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轨迹转变。 　　中国经济快速复苏是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的一个缩影。因而研究中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事实上，研究中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早在“九五”计划就正式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十一五”规划更是提出了系统化的理论和方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共识，但经济转型方案在现实中一直难以有效地推进。究其原因，经济转型方案容易导致短期的经济波动，当经济转型与经济稳定二者在短期内出现“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形时，现阶段国情决定了经济稳定将是更加优先的选择。从这种意义上看，经济稳定是经济转型的前提条件，在短期和长期均能与经济稳定兼容的方案才是真正的良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同时也是扬弃“中国模式”的过程。由于“中国模式”与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之间有着某种内在关联，在扬弃“中国模式”过程中的取舍问题，必然关系到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进而关系到经济转型本身。本文的主要目的，旨在研究“中国模式”与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之间的内在关联，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企稳，中国经济周期出现稳定化趋势的成因是什么，“中国模式”对中国经济周期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二 ??? 近年来研究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周期关系的文献，主要是从财政分权、参与型体制和弱制度三个方面展开。 　　由于个体决策的易错性和个体决策水平存在差异，从全社会看，个体决策行为具有随机性。随机变化的个体决策行为对宏观经济而言是一种冲击，是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Sah（1991）从决策易错性角度讨论了组织结构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的决策行为也具有随机性，这种随机性不仅取决于个体决策的随机性，还取决于社会组织的结构。高度集权的组织作出好决策和坏决策的可能性都远高于分权程度高的社会，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部分取决于社会组织的分权程度。事实上，除了少数几个亚洲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取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表现往往都是糟糕的。SahStiglitz（1991）对Sah（1991）的研究进行了补充：集权程度与经济周期波动幅度正相关，最优和最差决策均出现在集权程度高的国家，并且集权程度高的国家其政策波动性更强。AlmeidaFerreira（2002）在整合Sah（1991）和SahStiglitz（1991）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验证了组织分权和经济周期波动幅度之间的关系。Mobarak（2001）发现当政治精英在可供选择的政策上具有不完美信息时，政治决策结果的方差是分权程度的函数，并且政治决策结果的方差随着分权程度的提高而下降。如果个体偏好存在差异，政策和产出的方差在具有广泛认同的社会中通常较小。Nishimura（2006）从决策易错性和公共品互补性两个方面展开研究，认为在政府提供同样数量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情况下，财政分权程度高的经济与财政分权程度低的经济相比，前者的经济周期波动幅度更小。Akai et al.（2009）在Nishimura（2006）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和经济稳定的关系，通过运用美国五十个州的面板数据，证实了财政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率方差之间呈现的显著反向变动关系，并且这种反向变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