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doc

第二章　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 第一节　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一、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及其重心转移 1、四五千年前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黄河中游地域）——农耕文明 屈家岭文化（长江中下游）、河姆渡文化（钱塘江流域）——农耕文明 《论语·宪政》：“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史记·周本纪》：“务耕种。行地宜，……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徒而保归焉。周道之肖，自此始”。 2、三代时期 《诗经·豳风·七月》：“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 《帝王世纪·击壤之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3、春秋战国时期 齐管仲、魏李悝、秦商鞅 政治经济制度改革——促进农耕经济 4、中心转移 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 黄河流域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长期以来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一）唐中期之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魏晋以来，随着大批中原人口的南迁，江南得到开发。 第一，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较适宜于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耕作，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的水平，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第二，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中国的农耕区，逐渐有了向土壤肥沃的长江流域扩展的能力。 第三，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为中国农耕区向南部转移提供了有利社会条件。 第四，魏晋南北朝，北方边患丛生，战乱频繁，使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逃避战火，纷纷南下，寻找新的安身之地，他们的迁徒，给南方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文化观念，再加上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长江流域很快就显示出发展农耕经济的潜力。 （二）唐安史之乱之后，北方为藩镇所控制，赋税不入中央，江淮地区逐渐成为重要的经济区。 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区域迅速成为京都及边防粮食、布帛的主要供应地，中国农耕区的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 有谚语为证：“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都证明了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事实。“东南财赋”与“西北兵甲”共同构成了唐以后历代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格局。 （三）宋代以来，南方已取代北方成为经济中心。 从柳永《望海潮》词可见宋代江南繁荣之一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垒与融合 （一）世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垒与融合从公元前3000千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5、16世纪止，人类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都是在这两大世界的对立之中过来的，也就是说，在15世纪这个世界重要的分水岭到来之前，人类的文明主要就是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冲突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与融合，不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同时也构成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二）中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对垒与融合的特点。 1．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侵扰和农耕民族的防守 世界文明的演变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着自己的特点。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中国北部和西北部以游牧经济为主，而其他地区则以农耕经济为主。东北和西北的游牧民族体魄健壮，勇猛善战，依靠放牧为生，加之地理环境的恶劣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他们经常南下掠夺。东汉、魏晋时期，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内迁的少数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历史上称他们为“五胡”。此时，少数民族迁移到中原定居的达几百万人。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强悍，他们在入主中原之后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成为农耕民族的一个成员，共同参与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和壮大。这一点和西方文明的发展是不一样的。 2．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 我们仅仅看到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征服中原显然也是片面的。我们也应当看到，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与争锋，客观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争锋从根本上讲是不同于外族的侵略。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垒，往往以迁徙，聚合，和亲为结局。比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汉唐时期开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可以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精妙结晶。再比如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通婚，促进了西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再比如十七世纪以来满族建立了疆域空前辽阔的大清帝国。满族统治中国近300年，八旗驻防全国各地，满族人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遍播海内。满族男人留发梳辫，穿马蹄袖袍，系腰带。随着满族统治的巩固与拓展，其文化习俗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