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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语境下高职法学教育的定位及其出路 　　摘要： 　　高职法学教育虽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仍然面临着发展中的重重困境。造成高职法学教育困境的原因虽多，但根源可归因于法律辅助职业市场不成熟。因此，制定法律辅助职业的职业资格标准、促使法律职业的细化分工、探索新型法律辅助职业的职业化路径，应成为现实语境下高职法学教育的出路所在。 　　关键词：高职法学教育；法律辅助职业；法律辅助职业市场 　　随着我国法学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狭义的法律职业从业人员需求数渐趋饱和，现行的高职法学教育（模式）与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凸显。高职法学教育还有无存在的必要？如果有，其出路又在何方？ 　　一、高职法学教育取消论的理由及其反驳 　　随着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变化，取消高职（本科以下）法学教育已成为教育界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其理由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1）现在从事法律相关职业（即使是企业）都要求有本科以上学历并通过司法考试，大专法学教育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1]（2）法律职业要求从业者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专科法学教育大多招收文化基础相对薄弱的高中毕业生，要在三年时间里将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法律职业人才，是不可能的。[2]（3）高等职业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法律应用型高级职业技术人才，而当下的法学高职教育不能满足这种要求。[3]（4）从世界范围看，除了美国以外，几乎所有法律教育的起点都是本科生。[4] 　　上述高职取消论的理由看似具有说服力，但在我们看来，其实并不成立，这是因为（1）法律职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高职法学教育培养的的人才虽不能满足狭义法律职业的有要求，但可以满足广义法律职业的要求。（2）人类个体所具有的职能类型大致可分为两类：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学习、培养和教育，主要能力为抽象思维者可以成为研究型、设计型的专家，而主要能力为形象思维者则可以成为技术型、技能型的专家。经过三年时间的培养，基础较弱的高职生虽然不能成为擅长抽闲思维能力的研究型、设计型专家，但成为擅长形象思维能力的技术型、技能型专家可能性是存在的。（3）将高职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法律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显然是个错误，但这种错误并非不可修正。[5]事实表明，实践中的许多高职院校都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法律辅助类技能型人才。（4）正如西方民主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一样，国外法律教育传统也不能当然地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圭臬。即使未来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以本科为最低层次，但那也只是针对狭义法律职业而言的。 　　二、高职法学教育存在必要性的理由 　　高职法学教育取消论的理由不成立，并不说明高职法学教育就有其存在必要性。我们认为高职法学教育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因为高职法学教育不仅是我国法律职业不同类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目前法学教育的现状的合理选择。 　　法律职业内在的人才结构需要是高职法学教育具有存在必要性的根本理由。法学教育的总目标当然是培养各种懂法律的人才，但现代法治国家对法律人才的需要是多层次、多类型的。在各种法律人才中，法律职业者（狭义法律职业）是核心，其他法律人才处在边缘位置。因此，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包括核心目标和一般目标。核心目标就是培养法律职业者即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教授；一般目标则是培养其他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才，如行政执法者、公司企业单位经营者、司法机关的书记员、法警、执行官等 　　等。[6]从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格局来看，我国法学教育应当提供三个类型的法律人才：一类是应用类法律人才，主要包括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二类是学术类法律人才，主要指法律教师和法学研究人员；第三类是法律辅助类技术应用人才，主要职责是辅助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工作。由于我国司法考试将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的学历要求定在本科以上，所以高职层次的法学教育主要培养法律辅助类人员，本科层次的教育主要是培养应用类法律人才，研究生层次的法学硕士和博士培养学术型人才，法律硕士培养复合型的应用性法律人才。[7] 　　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本科法学教育也能培养法律辅助类人才。既然如此，本科法学教育完全可以同时承担培养法律职业人才与法律辅助人才的任务。如果这样，高职法学还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学职业教育，所谓的法学教育只停留在（理论知识）素质教育层面，所以，对于法律辅助人才的教育，三年时间应该足以完成，用四年时间则有浪费的嫌疑。此外，不同的培养目标，必然导致培养规格、模式及教学内容和方法迥异，本科法学教育如果同时培养应用型人才和辅助性人才，则其不仅在培养时间上有浪费的嫌疑，而且还会使得整个教学体系发生混乱。因此，就目前的法学教育现状而言，其一般目标即培养法律辅助类人员的任务由高职法学教育来承担是最合理的选择。 　　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