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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过程述论 陈宇翔，薛光远 摘 要：以社会思潮与历史人物思想发展的互动关系为线索，检视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接受马克恩主义阶级革 命观念的思想过程很有必要。伴随着 1920年前后 “改造社会”话语的兴起，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不但视其为 “个人解 放”的归宿，更开始关注以“互助”、“协作”为表征的各种 “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因为提供 了一种 “社会整体改 造”的可行方案而被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重视和信奉，最终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思想因素。 关键词：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 作者简介：陈宇翔，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南 长沙 410082 薛光远，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湖南 长沙 410082 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因何放弃西方民主的愿景，转而改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观 念，一直为学界反复言说，然而结论繁多，却始终不脱服膺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的 “一条金线”。 李泽厚所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 历史唯物论 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被接受、理解和 奉行的”①成为学界定论 ，以至于承认或否认、积极参加或消极拒绝 或积极反对 阶级斗争，几乎成为学界 分析、判定思想人物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区分界限和标准尺度。这些言论当然成立，却也在一定程度上 简化甚至忽视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众多社会思想中选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和思想过程。任何社 会理论为知识精英选择、服膺、信仰，既不可能在一瞬间 “顿悟”，更鲜能一举中的。本文试图从社会思潮之 转换来叙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与 众“说纷纭”思想资源中选择并服膺马克思 主义的思想脉络，对学界既有之结论做必要的补充与丰富。 一 、 从 “个人、“国家到 “社会的意识转换 众所周知，个人觉醒是晚清以来被反复言说的价值标识。自严复译著的 《群己权界论》出版时，近代中 国思想界便开始了“小己”、“国群”与 “小我”、“大我”的论述 ／论争模式。②一般而言，晚清延展至民初对个 人、个体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将个人从传统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完全消融于民族国家的有机体里。 梁启超是提倡这一观念的代表性人物，他极力鼓吹 “新民”，要求个人从各种共同体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 民族国家强盛所要求的新 “国民”。③在梁启超看来，“民族国家”实为个人的必然归处，因为非如此，不足以 挽救民族危亡。“今 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 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 由。” 然而欧战的爆发和民国政治的混乱不堪，动摇了中国知识精英对 “民族国家”前景的信心。战后欧洲满 目疮痍的惨痛景象使他们普遍认为导致这场人类浩劫的直接原因就是 “民族国家”观念。“国家”迅速成为 批判、鄙夷的对象。它不但是 “一种骗人的偶像”⑤，更是 “离间人与人的恶魔”⑥。陈独秀激烈地表达了对 “国 家”概念的厌弃：“全人类……本来都一样，没有什么天然界限，就因为国家这个名儿，才把全人类互相亲善 底心情上，挖了一道深沟，又砌上一层障壁 ，叫大家无故地猜忌起来，张爱张的国，李爱李的国，你爱过来， 我爱过去，只爱得头破血流，杀人遍地；我看他的成绩，对内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 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的总机关，对外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 、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 · 95·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第5期 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的分机关。我们只看见他杀人流血，未曾看见他做过一件合乎公理正义的事。”④有鉴 于此，知识精英逐渐将寻求救亡之途的目光从 “国家”概念上移开，并重新聚集于 “个人”之上。新“人”成为 人“类中的一个人”，而不再是 “国家”中的一个 “民”。⑧积蓄许久的个“人觉醒”在短暂的时间内急剧爆发，一 时之间 个“体独立”、“个人解放”的口号铺天盖地，蔚为大观。然而正如论者所言，此时群体意识与个人主义 吊诡的并存于思想人物的脑海之中，甚至大有压倒后者之势。⑨陈独秀即认为 “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 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的 永远生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的大问题”，他又说 ：O“liverSchreiner夫人的小说有几句话： 你‘见过蝗虫，它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 ，于是第三个 ，于是第四个 ， 前后，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 ，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 的真生命，永的生命 !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亦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永远纪念的价值。”④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