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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基础、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摘 要 从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属性的角度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出发，高等职业教育应构建由多方主体共同分担成本的制度。但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分担体系面临如下问题：财政性教育经费不足与补充比例过低，缺乏有效、完善的分担主体及结构。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应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及角色规定努力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体系。 　　关键词 成本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教育经费；理论基础；国际经验；中国现实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19-0047-05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高职教育经历了高速发展的过程，目前全国高职院校有千余所，但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问题依然严峻。2005年高等教育预算内拨款89.64%投向了本科教育，而投向高职教育的仅为10.54%。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为3.6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政府设定的4%目标[1]。职业教育经费实质是以国家为主体，满足高职教育发展需要并运用国家政治权力而进行的经费分配活动，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是教育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但如何依靠企业、怎样发挥行业作用，缺乏一个清晰的机制设计。由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是在20世纪末才得以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资体制的研究十分薄弱，如果只是依靠现有以政府投入为主体的高职经费体制，无法满足高职教育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此对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问题做更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构建切实可行、多方参与、成本共担的高职教育经费投资体系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必须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 　　一、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 　　（一）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其成本分担的必要性 　　关于高等教育属性问题，我国当前虽然还存在诸多争议，但是大多数研究者一致认同：现代高等教育产品兼有公共属性和私人产品的属性。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是以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社会属性为基础，其成本支付与补偿既不能像私人产品的价格那样完全由市场决定，也不可能完全由政府利用公共财政收入支付。首先，从政府支付效率的角度分析，如果全部由公共财政承担，会出现个人边际成本偏离个人边际收益，导致社会上的个人由于追求免费高等教育带来的个人收益而使高等教育规模过度膨胀和高等教育供给长期不足，从而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和无效率；其次，从公平角度分析，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是占有高等教育机会的多数是来自城市和整个社会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如果是由公共财政支持的免费高等教育实质上是将税收从低收入人群向高收入人群转移，这样会带来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还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并使得这一差距在代际之间传递；最后，从收益与支付相应成本的角度分析，高等教育受益方不仅仅是政府，还有个人和企业。无可否认，政府必须通过财政拨款来承担一定的高等教育成本，但是高校学生从业之后，受益的就有个人、社会和企业，因此他们也应该分担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个人表现为向高校缴纳学费，企业也要通过不同形式承担一定的成本，如以社会捐赠等不同形式作为成本分担的方式和途径。 　　约翰斯通认为，无论什么体制的国家，高等教育成本都必须由国家、家长和学生、社会（雇主和纳税人）和高等院校四方来共同分担。但是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存在一定的差别，世界各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模式表明，高等职业教育不具备普通高等教育那样强大的科研功能，两者比较而言其更加偏重于对学生实际应用技能和操作动手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学生从接受职业教育中所获得的收益中个人收益较大，社会收益较小，职业教育的公共性相对来说弱于普通高等教育，因此在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问题上，要进一步认清政府和市场在教育供给中的责任分担和行为边界。 　　（二）教育成本分担会产生积极的社会经济效果 　　约翰斯通在论述教育成本分担时认为，成本分担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倾向，因而能得到这样一个假设的支持：成本分担更有效率，更关心市场，至少在既有竞争又有由消费者承担成本的国家是如此[2]。因此，将教育成本的一部分转移给付得起学费的家长，同时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学生给予资助，这样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同时在教育领域的市场化遵循“收益支付”和“能力支付”两个原则，即谁从教育中获得好处和利益谁就应当支付教育经费，同时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还可以根据受益者对成本的承受能力来全面权衡不同的付费标准。首先，个人或家庭通过投资高等教育，提高了劳动者自身的价值和劳动素养，从而可以获得相对于没有受过此类教育的人而言的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非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