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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的视角 　　摘要 在分析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决定理论基础上，揭示了母国制度因素和政府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OFDI的重要作用.以中国企业OFDI为例，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和分析了中国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两类变量与OFDI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研究发现：表征制度质量的法律与秩序、政府稳定性、官僚体系质量及腐败等四个基本因素和表征政府参与的所有权程度与政府政策两个变量均对中国企业OFDI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的经济增长对OFDI有的影响是正向的，汇率和出口依存度对OFDI的影响是负向的.据此，提出要通过加强对国家经济风险的评估预警系统建设、建立健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体系等来化解国家经济风险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制度变量；政府参与；OFDI 　　中图分类号F125.5 文献标识码A 　　1问题的提出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已经在国际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占据重要地位（UNCTAD，2012数据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2，pp.4.）.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2000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量（流量）的份额仅为9.4%，而到2011年，这一比例已高达27%.2011年世界20大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中半数为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数据来源：UNCTADWIR2012Overviewen.pdf，pp.3.，这其中尤其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最为迅猛.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年流量从1990年的8.3亿美元数据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0，Annex Table 2，pp.4. http：///Templates/Page.asp？intItemID=5545lang=1.发展到2011年的658.1亿美元，并呈现出流量增长快、存量规模扩大、区域和行业分布广泛的特点.联合国贸发会议《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69万亿美元，以此计算，2011年中国OFDI流量占全球的比例为3.89%，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名列全球第六位数据来源：http：///UNCTADWIR2012AnnexesTablesen.pdf，pp.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十年年保持了增长势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0%数据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pp.190-192. http：///UNCTADWIR2011Fullen.pdf.. 　　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这一新变化，使得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成为国际投资研究领域的热点.在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优势理论和生产折衷理论等传统投资决定理论基础上，涌现出技术地方化理论（Sanjaya Lall，1994）[1]、小规模技术理论（Louis T. Wells）[2]、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John A. Cantwell，1990）[3]等一批代表性的投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因和动机给予了不同角度的解读.但是这些理论的研究框架本质上仍然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基础上，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归结于技术外溢、比较优势、资源寻求、规模经济和市场获取等物质因素，而忽视了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内部制度环境和政府因素对OFDI所起的作用.而有些研究虽然意识到了制度和政府因素对于OFDI的重要性，但是也仅仅是从东道国吸引外资角度进行分析，而缺乏从母国角度的研究.同样，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中也缺乏母国制度和政府因素视角的研究.因此，当前的研究现状均无法深入的反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OFDI的一般特点.为此，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国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的OFDI为例，分析其自身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对于OFDI规模增长的影响，以其得到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经济数学第 29卷第4期 　　王海军等：中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的视角 　　2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理论基础基本上是围绕绝对和相对比较优势展开的，尤其是集中于对技术、资源、市场等物质条件的研究，但是对于制度和政府在FDI中的作用的研究并不多见.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制度因素和政府作用与FDI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 　　2.1制度因素与FDI的研究成果 　　制度是为了界定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建立的规则和秩序（North， 1990）[4].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使得在经济行为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机会主义和不确定性，而制度可以通过限定行为的可选择范围来提高经济行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