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至1949年前诗歌风格的转变及留德因素的影响.doc

论冯至1949年前诗歌风格的转变及留德因素的影响 　　摘 要：冯至的诗歌创作在1949年前经历了一次由“浪漫主义抒情诗”向“现代主义抒情诗”的巨大转变，二十至三十年代的诗歌与四十年的诗歌在主体精神的介入程度、描写对象和思想意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而在冯至留德期间，德语诗人里尔克以及盛行与当时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对冯至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在冯至诗风转变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转变 现代主义抒情诗 主体精神 情与物 忍耐和担当 　　兼有诗人和学者两重身份的冯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都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1]之后，这一歌者的光芒，几乎伴随着他横跨20世纪的生命历程。然而，作为诗人的冯至，他的诗歌创作风格如同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一样，经历了巨大的转折和嬗变，充满着矛盾和张力。冯至写于二十至三十年代的诗歌作品与写于四十年代的作品风格迥异，走出了感伤式的悲观与绝望，走进了沉思式的体验和静穆，以沉潜内敛、静观深思的文字表现出个人对于宇宙和人生问题的深沉思索，因此其四十年代的作品被称赞为“经得起历史的挑剔”[2]（P157），人们更是试图将他与卞之琳并称为“现代中国诗歌之父”[3]（P207）。而在1949年前冯至诗歌风格的转变中，留德因素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德语诗人里尔克对冯至有着启示般的影响。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在《意图谬见》中提出了诗歌创作动机和诗歌表达效果的差别，然而在解读诗歌的过程中做到绝对的公正和客观是困难的，因此笔者将重点放在了诗歌的对比和分析上，其余材料仅作为佐证，尽量避免将理论先见和价值预设植入到历史现场之中。 　　一、转变的实质 　　对于冯至1949年前诗歌风格的转变，同样作为诗人兼学者的袁可嘉已经非常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问题，他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在原载于1991年第4期《文学评论》上的《一部动人的四重奏——冯至诗风流变的轨迹》一文中，袁可嘉论述道：“《昨日之歌》（1927）和《北游及其他》（1929）是他早期的抒情诗和叙事诗，是诗人的青春之歌，歌唱爱情友谊，不无忧郁感伤，是浪漫主义风格；中期作品《十四行集》（1942）是中年人咏叹人生万物的沉思之作，情理交融，浑厚明澈，是现代主义风格”。[4]（P181）袁可嘉的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风格转变的看法，不无道理，但也存在着问题。“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极为暧昧、复杂和矛盾。最早尝试把现代主义处理为一个整体现象的捷克形式主义者穆卡洛夫斯基便说道：“现代主义的概念非常不确定。”现代诗的“现代性”不仅仅只是一种诗歌形式上的革新或者内容言说上的的变化，它更是一种对应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所特有的生活经验。 　　“现代主义”本身已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而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和文化传统之中，这一问题变得更加难以界定和纠缠不清，无论是诗歌中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言说方式，还是与客观物质世界保持着一种疏离、敌意甚至对抗的关系，还是诗歌主题所表现的个人的现代孤独感、生命荒凉感和无根基感，或是诗歌所擅用的象征性、暗示性的意象和隐喻，还是言语追求陌生化的效果而因此带来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含混性和歧义性，任何一个静止的、固定的范畴都无法对中国现代诗歌进行准确的定义。“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作为一个概念，是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发展和丰富甚至建构的过程中的，重点不在于它“是什么”，而是它“不是什么”。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后现代精神的消解之下，定义某个事物也变得更加困难。为了避免落入本质主义的陷阱，对冯至诗歌风格转变这一问题的探讨必须绕过“什么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定义纷争。这里所谓的“转变的实质”并不是“是什么”意义上的实质，而是“怎么样”意义上的实质，是一种诗歌表达效果和审美主体感受的结合体，而意义便在这种类似于对话的活动中得以实现。 　　因此，具体到冯至的诗歌，从表达效果和审美主体感受的角度来看，用“感伤主义的抒情诗”来概括其写于20～30年代作品的风格是可靠的，而冯至40年代的作品《十四行集》更接近于一种“抒情现代主义”模式，换言之，它是一种“现代主义抒情诗”。所以，冯至1949年前诗歌风格转变的本质便可以界定为由“浪漫主义抒情诗”向“现代主义抒情诗”的转变。这一种变化，可以通过作者主体精神的介入程度、诗歌的描写对象和诗歌的情感思想意蕴三个层面来理解和思考。 　　二、主体精神由“显”到“隐” 　　英国诗人拜伦曾说道：“诗歌就是激情”，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冯至二十至三十年代的诗歌。在1927年成集的《昨日之歌》中，诗人强烈的激情和充沛的情感在诗作中呈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晚报”》[5]： 　　夜半的北京的长街， 　　狂风伴着你尽力地呼叫： 　　“晚报！晚报！晚报！” 　　但是没有一家把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