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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嬗变与教育技术 章伟民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上海 200062 [摘要] 本文从教育文化表现形态的历史演进的角度，论述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与教育技术的关系，指出了教育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化形态方面的趋势。 [关键词] 语词文化；视觉文化；计算机文化；教育技术 文化一词在教育中有两个涵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尤其指其中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二是指人们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以语文为主的读、写、算的一般知识，如“学文化”即指学习文字和求取一般知识，“文化水平”即指一个人的语文和知识程度。[1]在英文中，这两个涵义则分别是用culture和literacy两个单词来表示的。如果要将它们用中文加以区分的话，前者可说是广义的文化，表示人类总体达到的文明程度；后者可说是狭义的文化，表示人们个体掌握的知识水平。本文就从后者(literacy)，即狭义文化的角度，谈谈其发展演变与教育技术的关系。 一、语词文化奠定了传统教育技术的基石 人类原始的教育活动是在生产劳动和家庭生活中，凭借自己身体的器官进行的，压根没有专门的学校、职业的教师和特制的教育工具，年长者为教育者，劳动场所就是教育场所，人的口、耳、手是主要的教育工具。通过教育者的口述和受教育者的耳闻，教学信息在双方之间传递。有时教育者还伴以动作或展示实物，使受教育者易于理解和模仿。 为了延续氏族和部落的习惯和传统，把生活知识和生产经验传递给他人和后代，原始人开始探求一种具有共同性和持久效能的媒体。经过几万年的牙牙学语，人类先是把简单的声音与某些经验或行为联系起来，然后再把单个的音节连缀成多音节的语句，经过长期不断地重复和积累，有意义的声音发展成具有约定的一致性的口头语。 原始语言不仅在生产、生活中应用，同时也在教育中应用，它既是教学的手段，又是教学的内容。经过几万年以后，语言这个符号系统逐渐形成，奠定了口耳相传这一最简单、最基本的教育技术。 在很长时期的人类教育活动中，口耳相传一直是最主要的教育技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口耳之术也在不断提高、完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的系统逻辑学，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墨家提出的逻辑推理学，都为口耳之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公元前三四百年间，从希腊各地聚集到雅典来的智者们(sophists)是一批传授知识和辩论技术的职业大师。他们收取高额学费，广招门徒，教学生以争论辩驳的技术，要求学生既有广博的知识，又精于演说。为奴隶主国家培养统治人才的宫廷学校，要求未来的官吏必须善于辞令，“巧妙的辞令胜过贵重的绿宝石”。在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的修道院学校曾经是法兰克王国的惟一教育机构。国王查理曼大帝要求训练传教士达到“思想虔诚，谈吐文雅，行为端正，语言流利”。[2] 原始的口头语言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既不能远传，又不能保留，传播信息的功能十分有限。人类随着生存空间的扩大，以及积累、保存知识经验的需要， 开始寻求新的传播媒体。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在象征性的记号、图画和已有的口头语言的基础上，人类渐渐创造了文字。 其实，文字的真正成熟，还在于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记号和象形图画等加以简化，并逐渐规定简化的规则，再把语音、语义与之联系起来，构成形、音、义三者统一的表达符号。其中有的以语音为主，让象形记号为声音服务，如拉丁文的表音文字；有的以象形记号为主，让语音为记号服务，如中国的汉字。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出现，和“教给儿童们以文字”的需要，[3]开始产生专门执掌教育事务的人员——教师和专门进行教育活动的场所——学校。教师和学校的产生，使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可以按照一定的要求进行，通过有效的途径，将社会的经验和文化集中地、迅速地转化为学生的财富。 最初的文字是写在各种各样的东西上的。就我国而言，曾采用过的就有甲骨、青铜器、竹片、木片、布帛等。在欧洲，石头、贝叶、蜡板、羊皮等也曾被采用。我国的竹木书是用毛笔和漆写成的。这些文字载体不是书写费力，携带不便，就是来之不易，价钱昂贵或者容纳文字少，因此都难以推广使用。 公元前2世纪，我国已经有人使用麻类纤维做原料，发明了造纸技术。至公元105年，东汉时代的中常侍蔡伦总结前人的造纸经验，改用树皮、破布等做原料，成功地造出了“蔡伦纸”，不但提高了纸的质量，还降低了纸的成本，使文字有了理想的载体。 有了文字和各种书写材料制成的书，如果不能将它大量复制，仍难以广泛地传播文化。印刷术的发明解决了这一难题。中国也是印刷术的发源地，公元7世纪即唐朝前期，雕版印刷技术产生。11世纪中叶，宋朝的毕升又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四百年后德国人谷登堡使用金属活字排印。从此书籍可以快速地大量印制。 文字体系的形成，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为文化教育事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