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与“被读”：.docVIP

“读”与“被读”： 特定历史政治化语境下的“文艺批评”生产 ——以“再批判”为例 王永华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1958年，《文艺报》组织了“再批判”专题。“再批判”所显示出来的文化悖谬在于：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语境中，并不自觉地接受着“他人引导”。这是“再批判”能够生成的重要社会根源之一。 A 【文章编号】1672-3724（2008）03-0001-0 Reading and Being Read: the Produ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in Language Context of Certain Historical Politicism WANG Yong-hua （Anha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0, Anhui, China） Abstract：A special discussion of Re-criticism which was held by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1958 revealed a cultural paradox that everyone lives in the language context of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 and unconsciously accepts others guidance, whi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ocial causes of the production of Re-criticism. Key Words：Historical politicism; Language context; Re-criticism; Others guidance 1958年，《文艺报》组织了“再批判”专题，集中批判了丁玲、王实味、罗烽、肖军、艾青写作于1942年前后的《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论同志之‘爱’与‘耐’》、《还是杂文的时代》、《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文章。[1]其中，《在医院中》是小说，其它各篇为杂文。除《在医院中》外，这些文章都曾集中发表在由丁玲、陈企霞主持的、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在这期《文艺报》上面，撰写批判文章的则分别是林默涵、王子野、张光年、马铁丁、严文井和冯至；为《再批判》写定“编者按语”的，是毛泽东。 现在看来，这几篇曾经在延安被“批评”、建国后又被严厉“再批判”的文章，确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它们的思想及艺术评价已经和以前完全不同。如钱理群等学者认为，“在‘整风’之前，延安文艺界曾经出现过一股革命现实主义的思潮，其特点是强调文学的真实性与独立性，重视文学的特殊功能，强调更有力地发挥文学认识生活和批判现实的积极作用。”、“1941到1942年初在延安发表的上述杂文、小说，其所主张和体现的文学理论倾向，汇成了一股革命现实主义潮流，其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等诸多命题的讨论，既坚持了革命的追求，又重视发挥文学的独特的作用，有比较清醒的实事求是的眼光”。[2]洪子诚则认为像丁玲的《在医院中》这一类文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反讽’”，“在这种‘反讽’中，叙述者好像体味不到快感，不能得到解脱，反而投入更深的精神泥淖中去。”，“但是这种质疑和嘲讽，不是置身度外的，而是有许多的困惑和痛苦的”，是“苦涩的反讽”。[3] 但在当时，特别是在组织“再批判”的1958年，这批作品是被集中作为“毒草”来看待，得到自上而下、异口同声的讨伐。在“读”与“被读”之间，时间的流逝不过才几十年，文艺批评的标准为什么会显示如此大的歧见？如果说，当年的文艺批评标准体现着某种程度的重大偏颇，那么，何以在当年，人们为什么几乎没有（或者“听不到”）“不同的声音”表达？重叩当年的历史“语境”，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性地品评当年的“再批判”呢？ 本文着重要探讨的是，由“再批判”所显示出来的文化悖谬，和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性格缺陷。如果换一种方式思考，我们会发现，当时过境迁，这种悖谬实际上也许还会以另外的貌似更“科学”、也因此会更激进的方式出现。“再批判”也许不只是当代的个案。 一、历史叙述与人事评鉴的政治化 在上个世纪，“革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大词”。它迅速成为一切人、事、物的试金石与价值衡量标准。作家及其创作出的文艺作品当然不可能例外。与此相应，阶级分析与辩证法成为思考问题的根本方法。有关历史以及其他的“必然性”的想象鼓舞着人们，但也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人们的思考与选择。 历史发展因此被作出简约化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