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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虚证之诊断标准探究浅识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广州(510105) 修宗昌黄穗平余绍源 基于脾脏在中医脏象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以致脾虚证本质的研究历久不衰，纵览已取得的众多 成果，不乏关于脾虚证诊断标准的探求。我们肯定这些有益的尝试所积累的经验同时，面对客观现 实，不应回避其中的一些潜在问题，兹浅析于下。 l临床诊断标准 经过多年不懈地探索与研讨，脾虚证的临床诊断标准由最初仅为单纯的症状、体征等主观指标 逐渐过渡到参以部分客观指标，虽然尚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却在中医证候诊断标准规范化、客观化 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982年全国中西医结合虚证与老年病研究专业委员会在“全国中西医结合 虚证与老年病防治学术会议”上首次颁布了中医虚证辨证标准(简称“1982”标准。余类同)，其中 涉及到脾虚证诊断标准，具体内容是：①食欲减退；②食后或下午腹胀：⑨大便溏薄；④面色萎黄； ⑤肌瘦无力。五项中具备三项以上便可以确诊。但该标准的缺点是主观成分大，各指标在程度上不 易区分掌握，客观上难以精确衡量。1976年金氏等介绍了慢性气管炎患者的小肠吸收功能，发现患 者中医临床多见脾虚症状，并发现D-木糖排泄率很低，提示脾虚患者小肠吸收功能降低。此后该结 果在国内许多同道的实验中得到重复，为D．木糖排泄率作为脾虚证的量化指标提供了可能。同期， 王氏等根据“脾主涎”、“涎为脾液”的理论，提示脾与唾液密切相关。他们曾多次在慢性低热及消 化性溃疡证属脾虚的病人中发现，在酸的有效负荷下，唾液淀粉酶活性下降，而正常人却上升。这 一征象亦为国内某些科研院所在多种疾病的脾虚病人身上得以证实。于是，中西医结合专家在1986 年5月郑州会议上，对“1982”标准加以修订，将大便溏泄作为第一项指标，把食后腹胀一项又附 以“喜按”的条件，并将较获国内公认的唾液淀粉酶活性与尿D．木糖排泄率作为脾虚诊断的参考客 观指标，初步实现了诊断标准的“准”客观化。随即脾虚证的诊断标准又颁布了数次，但多以此为 基准，如1987年国家卫生部药政局制定了“中药治疗脾虚证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988年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医证司发布了包括脾虚证在内的中医内、妇、儿科等临床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这些标准 的确定，无疑对规范脾虚证的辨证诊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1993年卫生部提出的脾气虚诊断标准， 更被国家新药评审中心收入《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在国内影响较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 1994年进一步制定了容涵中医内、外、妇、儿、皮肤、耳鼻喉等9科病证的《中医病证诊断与疗效 标准》，脾虚证的诊断及疗效标准亦列各科病证之中。 另外，国内部分学者运用各种方式及手段、从各个角度对脾虚证诊断标准进行了有益的探求， 取得一定成果。如杨氏等对500例脾气虚证病案进行计算机统计处理后，按照脾气虚证症状发生率 的高低，计算出每一症状的分值，制定了脾气虚证分级(轻、中、重度)量化诊断标准。邱氏则利 用整群抽样得到的549例病人的临床资料研究了既往所确定的“脾虚证诊断计分表”，结果表明，患 定量诊断法而对90例多系统多病种脾虚患者做了多指标观察后，根据症状的出现率与检测结果，把 脾虚证分成I、II、III度，初步建立了脾虚证分度定量诊断法。鉴于《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的权威性及影响力，目前较为国内普遍接受。 2模型判定标准 自1960年邝氏成功塑造了首例中医证候动物模型至今，“证”的动物模型共建立了40余种，其 一261— 中脾虚模型是研究最广泛，开展较早的一种中医动物模型，堪为是脏腑虚证模型的典范之一。尽管 如此，围绕脾虚动物模型而引发学术界的争论颇多，其中，最核心问题是认为塑造的动物模型远 离临床上脾虚证“原型”。面对存在的种种疑惑，透过既往研究、拟订的脾虚证动物模型判定标准， 在感到有些问题确值得人们沉思之余，从中亦获得一些启示。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生理组 率先建立了脾虚动物模型的诊断标准，即体重减轻，溏便、脱肛，纳呆、腹胀、消瘦，四肢不收、 毛枯槁，畏寒、体温偏低，耐寒力低，它为开展中医实验性脾虚证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 料，影响大而深远。之后陆续采用各种不同方法复制的大量脾虚动物模型的判断标准或参照该标 准或将其与有关临床诊断标准相结合加以改进而定，如：裴氏等参照“1982”标准建立的模型标 准：腹泻、呈水样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