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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料的发掘与抗战文学史观之变革 西南大学 张武军 进入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的文献史料问题引起了研究界的广泛重视和热烈讨论。 文献史料被誉为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次“新思潮”，一次现代文学的“重新发动”。 清华大学、河南大学接连举办了相关学术会议，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习与 探索》、 《河南大学学报》、 《汕头大学学报》等刊物推出了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笔 谈”、“专号”。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史料 工作，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毫无疑问，对文献史料的重视，是开展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现代文学学科 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漠视史料工作、以论代史，既是现代文学这一年轻的学科从开始 就常犯的毛病，又和近些年来研究界浮夸学风有所关联。正由于此，现代文学界开启文 献史料的探讨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和反响，它是对上世纪80年代学界“思想过剩、90年 代来“理论泛滥”等弊病的纠偏，也彰显出现代文学研究界学术规范化的不断诉求。但 在这些积极意义的背后，比这些呼吁重视史料更深层次的是，史料的发掘有没有带来学 术创新、文学史观的变革，有没有起到文学研究的重新发动，有没有形成“文学史再审 视”，这些才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在此，笔者仅就抗战时期的文献史料的发掘和 抗战文学史观的变革谈谈自己看法。 抗战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段，然而在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之 初，抗战时期文学——除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之外，不仅没受到应有 的重视，反而遭受相当程度的冷落和批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10年，抗战时期 文学和解放战争时期文学常被放在一起论述，从这样的摆放位置不难看出，抗战文学史 观是深受政治思维模式影响。确切地说，自抗战结束后，民族矛盾又重新让位于阶级矛 盾，出于整合统一思想的需要，非解放区文学的“不良政治倾向”必然要受到批判和清 算。建国后，学界仍然沿用抗战后的阶级阐述模式，这样抗战文学——尤其是所谓“国 统区和“沦陷区”文学自然会被或多或少贴上“右倾”、“投降”的政治标签。在上 世纪80年代之前，国统区抗战文学“右倾论”、沦陷区文学“投降论’’一直是主流观 点。与此同时，港台和海外学者对抗战文学的评价也不高，认为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阻 碍了文学的发展，这段时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凋零期”。新时期拨乱反正以来，伴随 着现代文学的重评思潮，一些当年的抗战文学亲历者和后起的研究者在搜集和整理史实 资料的基础上，批驳了所谓的“右倾论”、“投降论”和“凋零论。这些文献史料的 成果体现在一系列的丛书编撰，例如除了解放区的《延安文艺丛书》、《中国解放区文 学书系》之外，国统区和沦陷区文学也先后有两套大型的文献史料丛书， 《中国抗日战 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和《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这些资料直到今天也是我们从事 ·230· 抗战文艺研究的基础材料。正是有赖于这些文献资料的发掘，抗战文学的研究开始了新 的起步，除了先前的延安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研究不断被向前推进外，四川、重庆的一 些学者在国统区和大后方文学研究上成果显著，孤岛和沦陷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也开始 受到学界正视。但另一方面，这些文献史料的筛选又服务于上述所说的“抗日爱国”、 “革命进步”等主导意识形态，在这种政治统领文学评价的模式下，延安为中心的解放 区文学始终居主导地位，国统区和沦陷区也只能去发掘自身的“抗日爱国”和“革命进 步”意义。当然，由于过多的政治禁忌和干扰，发掘国统区、沦陷区文学靠近延安主导 意识形态的价值不失为打破抗战文学研究冷落局面捷径和正途。然而，靠近终究只是无 限可能的接近，国统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在这种研究模式下，其丰富性和独立性仍不能 被充分彰显出来。因而，如何在挖掘抗战文学新的文献史料的同时，使其和我们当下的 思想理论变迁、研究视野更新相得益彰，这更值得我们深思。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虽时有纷争摩擦，但主流是合作抗日，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 实。文学史上我们也常常这样描绘，抗战爆发后，先前的左中右都在抗日的旗帜下形成 了团结的局面。这样的表述其实不就表明，抗战中左有左的价值、右也有右的价值。为 什么国统区一定要发掘出“左的革命性”的抗战文学才有意义呢?为什么我们过去只是 认可并放大国统区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作品呢?国民党文人或者将士的作品应不应该 被重视呢?最近几年秦弓先生不断呼吁大家重视抗战中的正面战场文学，这已经体现出 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