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思想及其历史启示.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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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思想及其历史启示   【摘要】洋务派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在比较中西文化异同的过程中,作出了“体用”的价值判断,提出了“中体西用”思想。“中体西用”是调和中西文化的一种理性文化抉择,是动态发展的文化观,是洋务运动的理论框架,理应是整个运动的指导思想。重新解读“中体西用”思想,对当今社会改革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 指导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开始的向西方学习的自强御侮运动。“中体西用”思想是调和中西理性的文化抉择,是动态发展的文化观,是洋务运动的理论框架,它指导着整个运动的发展,并决定了运动的最终命运,理应是运动的指导思想,但仍有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面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冲突,重新解读“中体西用”思想,厘清其发端发展的路径及其失败的历史原因,以期给今天的社会改革和文化创新提供些许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   从时间上看,1895年4月,沈康寿在《万国公报》发表文章首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孙家鼐筹议京师大学堂,张之洞改革两湖书院,梁启超起草大学堂章程,都使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然而,系统深入地进行阐释,集“中体西用”理论之大成者,还得数张之洞。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给“中体西用”下了确切的定义,将“中体西用”思想理论化。在他看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①。”这就从位置和功能两方面论证了中西学之间的关系,使得“中体西用”更具体更系统也更凸显其理论意义了。“中体西用”思想由张之洞在甲午战后系统地加以阐释,并由光绪皇帝下诏颁行天下而影响全国。但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一种文化观念,一种匡时救世的文化政策,却是19世纪下半叶先进中国人的基本共识,更是洋务派在中西文化碰撞后采取的文化选择模式。张之洞只是当时“最乐道之”者,而非他人不道也。   学界普遍认为,冯桂芬是第一位提出“中体西用”主张的思想家。1861年,他在《校?庐抗议》中指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②可以说这是“中体西用”思想最原始的表达。而后,李鸿章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奏折中认为:“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③薛福成、王韬二人则是用“道与器”和“形而上下”的概念来表述其“中体西用”思想的。在郑观应看来,“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④作为晚清普通海关职员的李圭对“中体西用”的阐述更具独到之处,他认为:“今日翊赞宏图,有不当置西人之事为而弗取也。是道德纲常者,体也;兼及西人事为者,用也。必体用皆备,而后可备国家器使,此尤今之所不可不知者也。”⑤足见,李圭此时的“体用观”已明显进步于冯桂芬的“主辅论”。由此可见,洋务人士在阐释中西学之间的关系时,尽管在表达称谓上表现出不一致,但究其思想本质而言,却如出一辙。   据此,我们认为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体西用”思想,在中西学的功能地位上始终强调“体与用”、“本与末”以及“主与辅”的关系,它是一个动态的中西文化观,它贯串于洋务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并一直影响着后来的维新运动的发展和“新政”改革的进行。   “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   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过后,时人皆叹“天下之局大变”。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当务之急,于是采西学、制洋器、设船炮局、聘请西人技师等活动次第展开,借诸国富强之术以自强之风骤然兴起,一度“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蔚然成风。⑥然而,不管是“采西学”“制洋器”以期“求强”,还是“立工商”“兴商务”以望“求富”,没有先进的科技知识,没有精通西学的人才,大清帝国富国强兵的梦想也终难实现。   早在1864年,李鸿章就致函总理衙门提出调整科举考试制度的主张,意在强调尽快培养懂洋务的人才。1875年,郭嵩焘在《条陈海防事宜折》中指出:“诚使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亦何惮而不为之?……果足恃乎?此所不敢知也。”⑦在他看来“夫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⑧。”所以,洋务实践家们提出了废八股、改科举以期造就选拔新型人才的主张。1881年,醇亲王奕?上奏提出要培养“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师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⑨”。曾国藩在其日记中也曾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⑩然而人才之有无,在乎诞生人才之制度。因此,时人对西政尤其是西方议院制度的介绍逐渐多了起来,这也成为维新派政治改革的努力方向。   譬如,文祥在《密陈大计疏》中认为西方的议会政治“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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