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统筹兼顾,正确对待公务员工资调整.docVIP

公务员，一个普通的职业在中国被赋予了太多含义。对于平民百姓而言，这个群体总是在光鲜亮丽中透出些许的神秘感。崇高的社会地位，稳定的工作岗位，优厚的福利待遇，还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这些模棱两可的议论几乎成为公务员群体在百姓心中的“代名词”。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公务员工资自2006年以来7年未见调整，不同地区之间公务员收入差距巨大，社会舆论对于公务员待遇的“口诛笔伐”，而物价水平与生活压力的增大又令公务员们对着自己的工资单“无语凝噎”。一方面是百姓与舆论对公务员福利待遇的“大张挞伐”，另一方面是公务员们因入不敷出而“怨声载道”。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公务员工资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面对群众对于社会公平的合理诉求与公务员群体要求提高待遇的强烈呼声，调整公务员工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当官发财”，短短四字道出了古人对官僚阶层的整体印象。在“当官”的同时想要“发财”，仅仅依靠国家发放的俸禄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滥用职权，贪赃枉法便成为了古时官僚们实现自身“发财梦”的“共性”手段。纵观中国历史，贪腐与反腐成为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史的“主旋律”之一，而官员俸禄的高低并不是决定官员“清正廉明”的主要因素：宋朝高薪养廉，可还是“养”出了蔡京，贾似道这样的贪官污吏;明朝低俸峻法，照样“挡”不住严嵩，马士英等人的利欲熏心。两朝虽有包拯、海瑞这样两袖清风的“青天老爷”，却既不能挽救封建官僚整体腐化堕落的趋势，又加重了百姓心中对贪腐官僚的憎恨程度。久而久之，“做官”便能“发财”竟然成为国人的“共识”，无论俸禄高低，只要掌握权力，便可“光宗耀祖”，“富甲一方”。官员收入与贪腐所得被划上了等号，诸如俸禄此类的合法收入往往被视作“添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官员收入的误解非但没有化解，反而愈演愈烈，成为群众抵触调整公务员工资的历史原因。 建国初期，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觉悟高尚，甘守清贫，劳苦功高，成为群众对此时公务员群体的共同印象。国民经济的不发达要求公务员群体与百姓同甘共苦，其工资收入、福利待遇与普通群众相差无几。这种无可奈何的社会公平不仅造就了“毛主席时代无贪官”的“神话”，也使得公务员的整体形象被拔高到“前无古人”的地步。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想的猛烈冲击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得我国多元化发展速度加快，各类新思潮层出不穷。加之近年来我国腐败案件高发，“四风”问题呈“从上到下”，全面蔓延的恶劣态势。公务员群体“官本位”思想抬头，整体素质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公车私用，滥发福利，私设“小金库”等现象屡见不鲜，尸位素餐，虚浮度日，“官老爷”做派也成为公务员群体中日趋泛滥的“普遍”问题。而部分媒体为了博取大众眼球，通过春秋笔法将贪腐分子与整个公务员群体混为一谈，甚至故意模糊、歪曲事实，制造谣言，导致社会舆论对公务员群体一片“喊打喊杀”之声。而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滞后与法制建设的不完善也使得澄清真相，遏制其传播途径变成了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种种情状，让调整公务员工资变成了各级政府“束手无策”，“谈之色变”的话题。前后对比之下，不仅造成公务员形象的全面滑坡，还使得政府公信力下降，广大群众对公务员群体误解日益加深。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在不同程度上掩盖了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现实，公务员收入的发放依然采用计划经济时代“岗位同酬”，“一切参照指标”的落后模式，大部分公务员收入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现行公务员工资采取“基础”加“津贴”并行的模式，在对基本工资“一刀切”硬性规定的同时却没有规范津贴发放标准，不仅导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同级别公务员收入极不平衡，还留下了莫大的腐败空间。现阶段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在保证国家建设资金的前提下无力大规模上调公务员工资。与此同时，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政府职能日益增多的今天，公务员工作数量与工作难度日趋加大，大部分公务员长期处于“五加二”，“白加黑”的工作状态之下。工作强度与个人收入的极不相称，群众与舆论对整个公务员群体的误解与谩骂，使得公务员们成了“吃黄连”的“哑巴”，迷茫困惑，意志消沉，怨声载道成为爆发在公务员群体中的“传染病”，不仅使个人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制约未来事业发展，还严重拖累国家社会经济前进的脚步。 横向来看，公务员作为掌握公权力的行政工作人员，其工资收入在世界范围内均处中间水平。我国作为东西部发展极不均衡的新兴大国，公务员工资也应打破“一刀切”的死板规定，参照各地实际，因地制宜地调整其收入待遇。首先，应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在“对外”简政放权的同时“对内”精细管理，对不同机构，不同职能的公务员“分门别类”，在待遇上进行差异管理，破除计划经济时代“岗位同酬”的沉疴，以完成工作的质量为标准，将“多劳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