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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敦煌艺术的美学思考(连载) 定西日报新闻 时间: 2011年03月27日 来源: 定西日报 作者：陈新民 　　□陈新民 　　之一、艺术的本质 　　敦煌莫高窟绚烂精彩的壁画、婀娜多姿的雕塑、独具特色的石窟建筑交相辉映,构成精美的古典艺术体系,为我们探索艺术的本质提供了难得的视角。 (一) 　　敦煌艺术是佛教艺术。对这一历史的艺术现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探索或借鉴,都必须正视它和佛教的联系。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古印度奴隶制社会,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在近两千多年的历史里,它和中国封建制度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宗教的发展,封建社会是最理想的土壤,而对于艺术的发展,封建社会却是最为不利的条件。但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封建社会都有大量的艺术作品产生并系统地保存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依靠宗教的力量。宗教利用艺术来吸引信众,艺术也利用宗教来发展和保存自己。当时,教士、僧侣成了艺术家的主要雇主,寺院、教堂是艺术品的“合法”的收藏、展览场所。从莫高窟看,漫长的一千多年里,时起时落的壁画、雕塑创作和石窟建造,总是与寺院香火时盛时衰息息相关。 (二) 　　在封建专制残酷压迫下,现实的苦难和不平,很容易使人们把目光转向渺茫的上天,把希望寄托于虚无的来世,这无疑给佛家宣扬极乐天界和来世富贵创造了有利条件。引导人们为了追求种种虚幻的安慰而认可现实的苦难,继续忍受非人的生活；正是在这一点上,佛教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帮了他们的大忙。于是大量的寺院应运而生,宣扬佛教思想的艺术创作也随之兴盛起来。 　　当古人走进了寺院,琳琅满目的雕像、壁画等很快就把他们的心理活动纳入审美体验的轨迹。一刹那间,人们意识到的痛苦和不幸淡化了,艺术之美点燃了被现实异化否定的人的本质的一缕闪光,使人们感到了一种无言的慰藉；被压抑的麻木了的精神,因审美体验而获得了一次短暂的解放。 　　“解放”的需要是人类特有的需要,而审美的快乐就是这种需要象征性地满足。然而,当时的人们并不能理解到这一点,却认为这一切都来自于“神灵的感召”,是“佛前俗念顿逝”等等。美的呼唤引起了一丝倏忽即逝的超越现实的微光,被归功于“神威佛法”。人们从现实的异化中刚刚获得了的精神解放,很快被精神异化“合情合理”地否定了。佛门正是及时地利用了这些,“廉价地兜售着通往天国的门券。” (三) 　　佛教对造型艺术的利用是在它本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最早的佛教有“佛形不可量”“佛容不可测”之说,明文不准为佛祖造像。后来,随着大乘教的兴起,塑造偶像渐渐成了宣传教义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对造像的仪态形式却有严格规定,即“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尽管有清规戒律,可事实上是千人造佛,千佛各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宗教艺术家塑造出的佛像和绘制的壁画,自然而然地融汇着个人情感、民族风格以及时代审美特点,因而各显异彩,万别千差。如此种种,究竟以谁为准呢?于是又有了“是心做佛,是心是佛”“(佛)随众生所好,可以导其心者为现”的说法。 　　从“佛形不可量”“佛容不可测”到“是心做佛,是心是佛”的矛盾变化过程是耐人寻味的。费尔巴哈说过:“神不存在于感官中,也不存在于理性中,神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没有想象就没有宗教。同样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艺术创作过程只有通过想象才能够完成。想象,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能动的特殊形式的反映。“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能力,是一种强大的创造力量,它从实际自然所提供的材料中创造出第二自然。”(康德语)宗教和艺术都离不开想象,尽管二者的想象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相对其他事物,想象毕竟是它们共有的一种存在形式,也是它们能够结合起来的重要条件。宗教借助艺术的想象及其表现手段,把自己的想象(臆象)变成了感人的艺术形象。艺术创作受美的规律的支配着,从现实的人的情趣爱好出发,完全用人的形象去塑造出神,惟其如此,“神”才能感人,“天上”人间才能通话。 (四) 宗教宣传的神道,是对人的否定,它导致人的精神异化。艺术追求的是人道,是对人的本质的肯定,它因体现着人的精神自由而充满生机。宗教艺术中,两个矛盾的对立面,统一于必须互相依存、利用才能存在的前提之下。宗教要利用艺术的感染力,不能不尊重艺术的创作规律,不得不认可人们的审美心理。而艺术要在当时的条件下生存发展,就不得不屈从宗教的制约。无论宗教想象还是艺术想象,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想象,是人的想象发展的两个方面。宗教需要感人,艺术必须感人,两个不同方面的想象因此而结合。因此,抽象的神才被塑造得越来越富于人的情感和人的性格,而且是在具体历史条件和地域环境下的人性。所以,塔西蒂岛的土著能欢迎高庚笔下那棕肤厚唇的圣母,却未必能接受拉斐尔笔下金发碧眼的《西斯庭圣母》。所以,敦煌艺术中,中原人的形象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