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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一直是各国立法的要点。非法证据问题除了包含技术层面的因素，还涉及了法律的本质、价值观等更为抽象的价值层面的因素。所以在诸多证据规则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引发的争议和分歧也相对较多，而这些冲突都决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是我国证据可采性规则的主要部分。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从总体上讲也没有成体系的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正是由于这种不足，为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方面的理论研讨和制度设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一、非法证据的概念 　　所谓非法证据，也称非法获得的证据。现时，我国刑诉法理论界对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外延存在多种认识，不同概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于非法证据中非法的含义应该作何解释，是不合法的证据还是违法取得的证据，认识尚不统一。一种意见认为，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遵守之原则和程序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即违法取得的证据。第二种意见认为，非法证据不应仅限于违法取得的证据，如《中国法学大辞典(诉讼法学卷)》将非法证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材料。 还有学者提出了一种范围更为广泛的定义，认为刑事证据是事实上的证据与法律上的证据的统一，是具有证明能力的内容与具有证据效力的证据形式及收集、提供证据的人员(主体)和程序法律性的统一，证据的法律性应表现在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证据和提供证据的主体、取证程序都合法。所谓的非法证据就是违背以上四方面之法律性的任何一方面或几方面的事实材料。显然，第一种意见更关注于取得证据的过程与程序是否合法;而第二种意见对非法证据的认定范围显然较前一种有所扩大，不仅针对证据的取得过程，还包括对证据的法律规定性的违反，即如果该证据收集的程序合法但表现形式或来源不符合有关规定，依然属于非法证据。最后一种认识将内容不合法的证据也作为非法证据的一部分。所谓内容不合法即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或与案件事实无联系的事实材料，因其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对案件真实的查明毫无意义而为非法证据。 　　目前诸多非法证据概念内涵，其实是将证据的法律性，即是否具备可采性的证据与是否为国家强力机关所违法收集的证据混淆起来了。从照顾普遍认识的角度出发，以证据的收集和制作主体作为区分标准，可以将非法证据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非法证据，即所有不具备可采性和关联性的证据;而狭义的则可定义为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违法行为所形成的证据。本文所论及的非法证据所指的是狭义的非法证据概念。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非法证据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司法人员无视法律的有关规定，损害了证据的合法性基础。但是隐藏在表面原因背后的内在原因或者说是形成非法证据的深层次原因则复杂得多，既有法律规定不严密、不明确的因素，以及监督、制约不到位和不得力的原因，也有刑事政策的倾向性问题，甚至还有大众的法律意识和价值选择等心理层面上的原因。所以在判断和分析非法证据问题时，必须从两个不同的层面着手，即价值层面和技术层面。价值层面是对理论依据和应然性问题的研究，而技术层面则是对现实条件和实然性问题的分析。只有将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才能对非法证据问题得出更全面、更合理的结论。对任何一方面不恰当的偏重，都有可能造成立论上的偏差，或从一些先验性的价值判断出发，得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法律规范之一的结论，并以道德和非道德的标准评判对该问题持相反观点的见解;或过分强调现实条件和实践困难对接受和确立该原则的阻力，以存在就是合理的态度反对设立该原则。 　　世界各国之所以对非法证据普遍存在极为激烈的争论，其真正的原因不仅在于非法证据的存在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实施，还在于在非法证据的身上所体现的价值分歧与不同的价值选择。非法证据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看待非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在其身上至少体现了三对矛盾：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冲突;刑事法律的社会控制功能和维护当事人权利职责的冲突;立法理想化的价值选择和现实生活中执法困境的冲突。而这一切价值和冲突都可归结为客观真实与程序正当之间的冲突与选择上，任何一个国家均不会只关注其中一个价值，而会尽量保持两者的均衡。而现代世界各国对待非法证据的效力，其取向不尽一致。一种是完全排除规则，一种是相对限制排除规则，并不是绝对的，而更多的是在上述两种规则之间的不断的合理融通，例如我国的学者们关于其效力的学说主要有：完全排除说;真实肯定说;线索转化说;区别对待说及排除加例外说。其取向不一致的原因有二，一是绝对的排除非法证据变为相对限制排除，是因为排除规则还必须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的状况相适应，亦是法律稳定性对立法性的一种相对妥协;二是人们在对待非法证据所取证据效力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