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2009年第2期.pdfVIP

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德国背景 张西平 从晚明以来，中国文化和思想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消化经来华 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明末清初之际，西学还是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在中文 的话语环境中扩展影响，文人举子们也是以平和的态度看待西学。虽然期 间文化的冲突也时时迭起，但耶稣会“合儒”的传教路线，使士人在读这些 “西儒”的书时尚有自己本土文化的底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 为何李约瑟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称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 最高范例”，许理和将其称为这“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 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 晚清时局巨变，中西文化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美国中国学家 任达 （Douglas R.Reynolds）所说：“在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 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十二 年后，到了一九一○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 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 （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的内涵，一些机构 以至主要传媒也借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 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制度。”这 种重大的变化在学术上就是“援西入中”，以“六艺”、“四部”为基础的知识 体系和框架被解体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建构开始逐步形成。 如果我们想解释清楚今天中国的学术体制和学科思想的根源，那我 们必须回到晚清的“西学东渐”时代，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为此已经 有了许多重要的进步，使我们开始逐步摸清我们今天所表达的学术思 想、语言以及我们今天所生存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来源。摆在我们 面前的这本著作（《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人群》）就是沿着这样 3 一个学术路向展开的，如果将其放在近年来的学术发展脉络中，这本书 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我想以下两点是应该注意的： 第一，在学术界首次如此清晰地勾画出了德国思想对中国近代学术 体制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对晚清传来的“西学”有了一个更为具体、深入的 认识。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两个特点：一是讲“西学东渐”的“西学”时不太细 分的，当时传来的思想是美国的思想还是法国的思想，这种学科体制是德 国还是英国的，研究者关注不多，大都一概说成“西学”。其实，西方是分为 不同的国家的，每一个国家的思想和文化有着重要的区别。只有具体地研 究当时“西学”的来源国，这种研究才会具体化，也才有深度。二是在中国 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形成时，研究者的重点大都放在中国本身。这无疑 是正确的。但如果这样的重点没有一个前期对西方思潮和体制的了解，不 了解当时西人所介绍的西学来源和所在国的关系，对“西学”本身的特点 和“西学”本身的形成和变化注意不够，我们就很难从中国文献本身揭示 中国近代制度变迁的特点。作者在书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将晚清 所接受的“西学”放在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变迁之中加以考察，使我们 对晚清所接受的“西学”有了一个更为深入地认识。 这本书的看点之一在于此。正如作者所说：“理解德国的意义，必 须放置在现代世界形成的整体框架中，才更易看得清楚。在我看来，虽然 可将现代性的开端追溯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但真正之潮流涌动、山雨欲 来，仍当属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其标志有三：一曰传统秩序的终结，以美 国独立与法国革命为标志；二曰科学话语的确立，以柏林大学的建立与费 希特的《知识学》为标志；三曰思考方式的呈现，以歌德的《麦斯特》与黑格 尔的《历史哲学》为标志。”这样十八至十九世纪初西方思想的中心是德 国，像哈耶克所说的一八七○年之后“六十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 里，注定要支配二十世纪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无论是黑格尔还是 马克思，李斯特还是施莫勒，桑巴特还是曼海姆，无论是比较激进形式的 社会主义还是不那么激进的‘组织’或‘计划’，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 4 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作者甚至认为，“应该说，自十九世纪以来，在长达 二百年的时间里，现代世界几乎可以说就是在德国思想的笼罩之下”。 我想这样的结论，这样一种对十九世纪西方思想的解释是过去许多 做晚清史的学者很难听到的。德国在十九世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