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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原生态民歌展示活动的意义和作用 ——兼谈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几种文化保护与传承模式 杨民康 内容提要：对于原生态民歌的保护和发展，应该区分非舞台展示和舞台化展演两种情况：前者展示的是民歌的活态生存状况，首先注重的是民歌文化的纵向传承；后者则注重的是民歌文化的横向推广和传播。两者都是有意义的社会或文化行为。以往学界曾认为应该区分原生态民歌的两种表述方式、“原—生态”、“原生—态”，亦即 “原生态”和“原形态”。笔者认为，非舞台展示的对象主要是原生文化环境中的民歌，舞台化展演的对象则主要是相对意义上的“原形态”民歌。两者有民间、民众行为和官方、学界行为的区别。在“非遗”保护与发展工作中，当我们把其中的一部分表演性特征较明显、艺术形式较独立的品种作为“表演艺术”对待时，也不能忽视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的传统音乐内容是存身于民俗活动和传统仪式之中，应该结合“仪式化展示过程”的观念来对之进行整体性保护，以促进其全面发展。居于“主流阶层”和“主文化层”官方和学术界对于两种“原生态”民歌所持有的态度和做法，是决定传统民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关 键 词：原生态 民歌 展示 展演 云南少数民族音乐 保护与传承 近年来，有关原生态民歌的保护和发展问题日益提上了民族音乐学界学术讨论的议事日程。过去，笔者曾经围绕同原生态民歌相关的“原生态”和“原形态”以及“舞台化展演和非舞台化展示”等学术概念发表过个人观点。本文将在此类学术讨论的基础上，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云南诸族音乐文化的各种保护和传承模式为对象范畴，结合含于其中的由隐性的民间保护模式向显性的官方保护模式过渡这一特殊现象，对于原生态民歌展示活动的意义和作用做一个历时性的比较分析。 一、关键词：“原生态”和“原形态”；舞台化表演和非舞台化展演 有学者近年来撰文指出，对于传统民歌研究中使用的“原生态”一词，应该以“原生——态”、“原——生态”两种表述方式或学术概念进行区分。仅从词义上看，前者指“原初的或原本的形态”，后者则指“原初的或原本的生态”。对此，我也曾经在另外的场合提出过应该区分“原形态”与“原生态”的观点。这里，所谓“原形态”，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原生——态”，“原生态”也即“原——生态”。再从所指意义上看，笔者认为除了应该对“原生态”一词进行“原生态”、“原形态”的区分之外，还应该进一步对之区分舞台化展演和非舞台展示以及艺术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等具体情况。一般来说，民歌的非舞台展示和整体性保护主要体现了民歌的活态生存状况，首先注重的是民歌文化的纵向传承；而对于民歌的舞台化展演和艺术性保护，若从发展传统音乐的角度看，其较为重要的一个意义目的是对民歌文化进行积极的横向推广或传播。应该说，上述两类展示方式都是很有意义的社会或文化行为。 二、从云南诸族群音乐的保护与传承看原生态民歌展示方式的变迁 在中国西南部，云南省与东南亚诸国接壤；身居中国汉文化圈、东南亚南传佛教-伊斯兰教文化圈和西藏与中亚藏传佛教文化圈诸文化圈交汇处；既是各种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纵向传承的终聚处，也是不同文化圈（板块）音乐文化横向传播的交汇点。故此，以云南省的情况为例来谈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和发展，有着较为特殊和具体的典型性意义。 上世纪90年代末，曾有学者将20世纪末叶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模式概括为以下7种： 1. 以舞蹈艺术为文化传承途径，当数田丰创立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模式； 2. 以音乐艺术为文化传承途径，有宣科、杨曾烈及一批纳西族民间音乐家创立的大研古乐会模式； 3. 以传统民族文宇典藉为文化传承途径，有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模式； 4. 以本民族传统教育形式为文化传承途径，有傣族寺庙教育模式； 5. 以现代学术研究为途径，有刘尧汉创立的彝族文化学派模式； 6. 以介人现代旅游业为途径，有云南民族村模式； 7. 以建设杜会主义新文化为导向及途径，有“边疆文化长廊建设”模式。 首先，若以目的或手段区分，可以发现这7种模式中，包含了艺术性传承和展演（第1、2种）、学术性传承和保护（第3、5种），民间文化传承（第4种），旅游、商业性展演和现代文化的宣传展示等5种不同类型。其次，若从行为主体的角度看，7种模式则分别同学者（专家）行为（如第1、2、3、5种），政府行为（如第7种），旅游、商业行为（如第2、6种）和民间行为（如第4种）4者有关。 若按本文的划分思路，当时的7种保护与传承模式里，凡是同音乐舞蹈有关的文化事项（如第1、2种），几乎都被人为地纳入了舞台化展演的范畴，属于学者行为或由兼具（或自诩）学者身份者一手操持的旅游、商业行为。如今，这些类型（及其衍变类型）多数被列入以“发展”或开发为主要目的，具有政府行为、学者行为或商业、旅游行为诸特征的“传统文化资源”项目名录之中。此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