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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理性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分析 摘要：经典劳动力流动理论以完全理性为假设前提，难以准确分析当前我国存在的“盲流”“回流”等劳动力流动“异象”问题。通过对劳动力流动现状与传统理论之间的冲突进行分析，得出造成劳动力流动异象的原因在于劳动者的有限理性。劳动者的有限理性造成预期成本和收益与实际不符，进而影响劳动力的流动决策，当预期净收益现值与实际净收益现值异号时，劳动力流动“异象”便会发生。 关键词：有限理性；劳动力流动决策；劳动力流动“异象”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5?0136?05 劳动力流动理论源于刘易斯，后经费景汉、拉尼斯的发展，形成经典的刘—费—拉二元经济模型[1， 2]。该模型认为，在二元经济体系中存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传统部门生产率偏低，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工资收入的差距。托达罗[3]提出农村劳动力是否向城市流动与预期收入有关。他认为只有当预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净贴现值大于零时，农村剩余劳动力才会向城市转移；相反，当这个值小于零时，劳动力则会从城市流回农村。这些经典理论基于完全理性的假设，该假设隐含地认为当劳动力从一个行业或地区流动到另一个行业或地区，在此后的较长时间内就不再流动了[4]，劳动者的流动是合理的。因此经典理论研究范围集中于合理的劳动力流动，对非合理流动造成的劳动力流动“异象”并没有涉及，难以准确的分析当前我国存在的“盲流”“回流”等劳动力流动“异象”问题。劳动力流动理论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背离，劳动力流动现状向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产生劳动力流动“异象”的主要原因是流动决策错误，流动决策是否正确主要与预期是否合理有关[3]，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不合理预期的产生[5]。本文基于劳动流动“异象”与传统理论的矛盾冲突，着重于有限理性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机理加以研究。 一、劳动力流动“异象” （一）“盲流”现象 “盲流”指的是劳动力盲目流动。据统计，1961 年社会上的盲目流动人员中农民占69%，城镇居民占8.5%，下放职工占2.8%，学生占6.1%，游民小偷占11.2%，其他占2.3%，这些盲目流动人员以安徽、河南、河北、山东、江苏省为最多。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有很多，但集中于灾荒严重以及知识水平有限造成的盲目跟风。1950年的淮河流域和1954年长江全流域的大水、50年代末持续三年的水旱灾害造成全国成灾面积的比重最高时达到68.6%，最少时也达到25%。由于工作中的失误或救济不及时，使得灾区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还有一部分农民听信东北、西北等地钱好赚，因而不安心在家务农，纷纷外出打工。由于自身水平有限，他们流动到城市以后一般无长期正式工作，也非城市企事业单位雇佣的合同工，其生活无可靠来源，甚至有一部分人员以乞讨和流浪为生，成为政府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大量人口集中到大城市和工业建设重点区域，增加了当地交通和社会综合管理成本，严重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影响了一些区域的社会稳定，致使治安恶化和严重刑事犯罪剧增，对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问题。依据传统理论，劳动者做出流动决策是基于改善自身的经济地位，兼顾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盲流”也属于劳动力流动的一种，但并没有改善劳动力自身的经济地位，还损害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二）“回流”现象 “回流”指的是劳动力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的从一个地方流走又流回。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一线城市高房价、高物价、限购等生活压力持续剧增，“逃离北上广深，回乡安放青春”的口号愈喊愈烈，截止到2010年底，有54.7%的80后选择逃离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寻找工作。据智联招聘网站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7月份到2011年1月份，求职者选择北京的比例从13%下降到了12%，选择上海的比例从当初七月份的9%下降至8%，广州的下降幅度也类似，而选择南京的比例从6%增加至6.3%，成都从3.1%增加到了3.4%，选择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比例在减少，而选择二三线城市，尤其是重点二线城市的比例在增加。但是，一年以后，“逃离北上广深”的浪潮还未散去，大学毕业生“重返北上广深”的话题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这种大批量劳动力的快速“回流”，一方面增加了劳动者本身的心理负担和经济成本，影响了其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对当地就业市场产生压力、破坏了当地的资源配置，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与传统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在较长时间内不再流动是相悖的。 （三）“滞流”现象 “滞流”与“流动”是相对的，指的是劳动力不流动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集中于我国的农村，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尚缺可靠的统计，据相关学者估计，目前农村约有1亿—1.2亿剩余劳动力。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构成主要以中年以上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