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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代的律令断罪 摘要：近年来，中国古代的法律渊源成为法律史学界集中关注的学术问题。然而，学界的大部分论述都集中于明清时代，对秦汉时代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在秦汉时代，雖然朝廷意识形态经历了从法家、黄老到儒家的转变，但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都在不同程度上指明，律令治国作为一种基本统治手段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与之相应，律令断罪很可能是秦汉时代审判的基本样态，而儒家思想所阐发的则只是一种政治理想。所谓“王霸道杂之”或“以儒术缘饰吏治”正可从这一点获得证明。 关键词：律令之治；律令断罪；儒术 近年来，法律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的法律渊源予以极大的关注，对明清时期官府审判的依据则更是从诉讼实态出发予以详尽分析，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学术争论。①毋庸置疑，学者们的众多论著从不同侧面拓宽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视野，使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内容一瞬间变得丰富多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法律史学界从未忽视对明清之前各朝代审判准则的思考，但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却不能令人满意，这一点在秦汉法律史领域表现得颇为明显。一方面，由于秦汉时代传世文献的数量较为有限，而学者们对这些有限的史料又未能作出全面且深入的研读，为数众多的出土文献则更因文意解释上的困难而无法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范围，诸种结论遂因史料这一立论前提的雷同性而流为千篇一律的泛泛之说。另一方面，在秦以后的帝制中国时代，儒家长期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以致有学者甚至称古代中国为“儒教国家”。②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对法律的影响必然是极为深刻的，“法律儒家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法律史学界不得不重视的学术问题。此种理论倾向本身无可厚非，但它给予秦汉法律史研究的负面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汉帝国是所谓“儒术独尊”的起始阶段，为了与“法律儒家化”这一结论相配合，学者们反复强调汉代朝廷以儒术改造律令的做法，却忽略了官吏对律令自身的坚守，这令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法律已变成儒家经典的附随物。然而，正因为汉朝是“儒术独尊”的起始阶段，这个地域广阔的帝国大范围地依凭解释多样化的儒家经典来实施统治终究是难以想象的。进一步说，在秦朝和汉朝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连续性，秦朝严格推行法治的惯性恐怕也会波及至汉朝，所谓“汉承秦制”与其说是一种单纯的法律继受，还不如说是秦汉在统治方式上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雷同性。就此而言，学者们对儒术之影响力的过度重视可能会导致对秦汉王朝之统治模式的单向度理解。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客观界定律令在秦汉王朝尤其是汉王朝之统治模式中的地位仍然是学界应当思考的问题，也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秦汉朝廷对律令之治的强调 众所周知，西周灭亡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年代。在那个年代，弱肉强食成为一种普遍的逻辑，高远的政治理想为现实的功利目的所取代，各诸侯国不得不告别周朝的礼治并陆续推行变法运动。法家学者是大部分变法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先秦诸子中推崇律令之治最为彻底的士人群体。《商君书·定分》就指出：“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县诸侯一受宝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韩非子·五蠹》也主张：“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在此种情况下，律令之治的确立必定成为法家所推动的变法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果检验证实了变法运动的有效性，律令之治亦由此而逐渐成为各诸侯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治术。当然，由于商鞅变法较之其他诸侯国的变法更为彻底，律令之治在秦国的治国手段中占据了基础性地位，这一点从睡虎地秦简所收秦律的复杂性即可见一斑。秦朝建立以后，律令之治的地位达到了顶峰，《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记载：“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是南郡太守腾下发给县、道啬夫的一份文书，其官方性质表明文书的用语是朝廷态度的展示。在这份文书中，南郡太守也强调律令之治的重要性： 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避（僻），除其恶俗……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殹（也）。③ 从传世文献及出土资料所透露的信息来看，律令之治无疑已被秦朝君臣视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并将其贯彻至帝国的基层。 汉朝时，雖然西汉初年的统治者因秦朝亡于二世的教训而采取了一系列约法省刑的举措，但他们凭借律令治国的意图却依然较为明显，这一点因《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以下简称《二年律令》）的出土而获得明证。据徐世虹先生考证，《二年律令》与睡虎地秦简所载秦律相比较，律名相同者有8种，秦律未见于《二年律令》者有12种，《二年律令》未见于秦律者有16种。二者的区别既反映了抄录者的需求异同，也反映了秦与汉初律名的繁多。④可见，汉初统治者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