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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所和中国历史科学(民国史)的发展 H．JI．玛玛耶娃 摘要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自成立迄今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60年间，在中国近代史许多问题的研究方面 取得了有影响力的成就。在中国改革之初，由于研究所科研集体的努力，开辟了中华民国史(1912— 1949年)的研究，在当时，民国史作为中国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领域。这个分支的形成和发展 扩充了历史研究的阵线、使用了新的文献资料、采用了新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反映了世界历史研究的 特征。 在确立民国史研究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的困难。国民党统治所造成的负而影响妨碍了人们对历史 事件的公正叙述，要弱化这些负面影响，就只有靠时间了。起初，台湾历史学家对民国史研究工作的 消极态度也妨碍了研究工作的进程。 历史研究的传统形式得到了继续发展，中国史学家们将研究重心转到了中华民国史本身，出版了 多卷本的民国编年史和著名活动家的传记。 过去那种用共运史代替民国史、用革命的刻板套式思考且过分迷恋革命题材的立场渐渐远去。中 国历史文献成功地纠正了一些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不公正看法(诸如：中国国民党史被看作是 “民族耻辱”史等)，使民国史研究全方位地展开。 在此背景下，一系列新的问题得到了广泛地注意，包括民国史的分期、对国民党政体的评价、蒋 介石的内外政策、抗日战争期间的国际关系、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1949年国民 党政体失败的原因等等。 大家以发展的眼光对民国时期作了总的评判：民围的经济税收制度、管理体制以及法律范畴都深受传 统负而因素的拖累，其特殊的现代化道路荆棘从生、举步维艰。但在某些时期，民国在国家的统一、民族 主权的获得及其在财政、法律、文化、教育等事业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的。 大家舍弃了传统的“历史写作”方法，对政治事件、领袖人物都作了有趣的重新评价，力图将政 治史、经济史、外交史、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使中国史学与世界趋势接轨并从整体上符合科学发 展的新要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学家们的带领下，民国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异常活跃，他们 直接或间接地与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同仁协调合作，使世界的民国史研究更上层楼。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自成立迄今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60年间，在中国近代史许多问题的研究方面 取得了有影响力的成就。在中国改革之初，由于研究所科研集体的努力，开辟了中华民国史(1912— 1949年)的研究，在当时，民国史作为中国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领域。这个分支的形成和发展 扩充了历史研究的阵营、使用了新的文献资料、采用了新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反映了世界历史研究的 特征。民国史的研究不仅包括传统中国历史研究范畴中的政治史、经济史、战争和外交史，还包括在 西方和俄罗斯史学界都迅速发展起来的范围十分宽广的社会史：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家庭、节日、宗 教信仰)到文化、科学、教育等对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影响，都属于社会史的研究范围。 对战争、中国外交、宗教和城市史研究的特别关注反映出大家要弄清民国历史特点的意愿，民国史 的独特性与传统中国对外政策的特点、中国历史上军事因素的意义、民国时期地方相对“权力独立” 等相关联。 290 民国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独立分支兴起的最初的工作还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些不适宜于科 学和社会发展的年代完成的。尽管研究民国史的任务是在1956年部署的，但实际工作在1972年才展 开，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以李新教授为组长的民国史研究小组。在确立民国史研究的过程中 经历了不少的困难。国民党统治(1912-1949)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妨碍了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公正叙述， 要弱化这些负面影响，就只有靠时间了。起初，台湾史学家对民国史研究工作的消极态度也妨碍了研 究工作的进程。正如张海鹏教授在自己的著述中所指出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民国史研究小组的活动 中看到了“重建历史”的意图，或者甚至“试图否定民国在台湾存在的事实”。随着与台湾史学家科 研联系的加强，他们先前的疑虑被紧密的相互影响所替代。 历史研究的传统形式得到了继续发展，中国历史学家们将研究重心转到了中华民国史本身，出版 了多卷本的民国编年史和著名活动家的传记。最近30多年来，近代史研究中与所谓的“台湾因素”相 关联的政治化立场逐渐得到了克服。过去那种用共运史代替民国史、用革命的刻板套式思考且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