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诸遗存分析.pdfVIP

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诸遗存分析 孟华平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峡地区指长江三峡及三峡水库所淹没的区域，总面积达1180平方公里。它北靠大巴山麓，南 依云贵高原，东连两湖平原，西接四川盆地，正处于我国三大地貌阶梯的第二阶梯东侧的斜坡地带。 由于强烈的造山运动所引起的海陆变迁和江水下切，这里峭壁林立，滩多流激，形成了举世闻名的 独特峡谷地貌，是我国面向海洋和面向亚洲腹地的两大地理单元的重要结合部之一，自古乃沟通东 西联系的咽喉要地，其古代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峡谷两岸的缓坡阶地和台地上。 由于历史的原因，学术界所谓的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龙山时代，下同)遗存其实比 较复杂，有关其年代、特征、文化性质等方面的认识存在明显的歧异。1992年以来，随着配合三峡 水利枢纽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的大规模展开，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典型遗存的发现日益丰富， 加之其周边地区特别是两湖平原、成都平原地区史前文化序列及关系的建立与完善，为系统分析该 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准备了良好的条件。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发现的典型材料， 重新检讨分析三峡地区所谓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初步归纳它们的年代序列、文化关系与特 征，希望有助于该地区史前文化研究的深入。 三峡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发现有限，还谈不上真正的研究。直 到1957年，三峡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因配合工程建设才得以陆续开展，此后，对该地区史前文 化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研究随着资料的增加、方法的改进和认识的提高而不断地深入。整 体而言，关于三峡地区所谓“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基本上反映了一 个由浅入深、逐步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过程。 第一阶段(1960年前后)：早期发掘工作。 因国家拟建三峡水库，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三峡地区进行考古调查与小规模发掘，发现三峡地区 埋藏有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并认为其中有些遗存的年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包括：1957 年，四川省博物馆对忠县善井沟、巫山大昌坝等遗址的调查uo；1958年，四川省博物馆对巫山大昌 考古队对巫山大溪遗址的发掘【33；1959年，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对善井沟遗 址的发掘[43；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宜昌杨家湾、秭归朝天嘴等遗址的调查与发掘[5]。 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加之所发掘的遗址面积少，且相关遗存缺乏必要的可比性，因此没有把不同 时期的遗存有效地分辨出来。尽管认识比较模糊，但毕竟开启了探索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 序幕。 第二阶段(1979～1992年)：分三峡湖北段和重庆段两部分。 湖北段的考古工作主要围绕葛洲坝水利工程和三峡水库的建设展开。由于两湖平原地区新石器 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诸遗存分析 67 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已经基本建立，三峡地区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特征已 经比较清晰，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范围因之集中在石家河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主要包 庄坪等遗址的调查【7 o|。 文物局三峡考古队对宜昌下岸遗址的发掘【91；1986年，湖北省博物馆对宜昌朱家台遗址的发掘[1 对于这些遗存的年代与属性，或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龙泉三期文化”¨1|、或“石家 河文化”[t2]、或“夏代”。但上述遗存与屈家岭文化之间的联系并不清晰，与同时期其他地区新石器 时代晚期文化的关系仍然比较模糊。 重庆段的考古工作主要是调查和试掘，包括：1980年，重庆市博物馆对长江河段王爷庙等遗址 查【141。虽然无明确的结论，但显示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部分端倪。其中，在王爷庙遗址 发掘的三层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比较重要，遗憾的是发表的材料将发掘的遗物与采集的遗物混同介 绍，没有说明遗物的出土单位，使人难以把握遗物的种类及其形态的变化特征，从而失去了更早认 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的机会。可以说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神秘面纱依然未揭 开。 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配合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该地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大规模展开， 有关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认识取得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