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谦抑」原则之初探.docVIP

「刑罰謙抑」原則之初探 陳穆瑩 一、前言 「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安定生活，一直是大多數人夢寐以求的理想。然而，歷經數千年來，除了陶淵明的理想國之外，似乎找不到一處真正可讓人擁有全然免於恐懼、免於傷害的安全之地。人的私心、人類的原罪，像撒旦般驅使人為惡，誘惑人犯錯。道德勸說無效，社會輿論無用，個人良知更是無以為力。所以，古今中外，嚴刑峻法的存在，彷彿成為保障眾人安全，懲處雞鳴狗盜之徒的最好方式。漢摩拉比法典中「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制度設計；春秋戰國時期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主張：「禁奸止過，莫如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甚至目前新加坡最令人膽顫心驚的鞭刑。眾多例證都顯示了對罪犯施以重刑制裁，是執政者普遍認為最足以撫慰被害者的不平、回復社會秩序，以彰顯社會正義的不二法門。然而，「治亂世用重典」的刑事政策，隱藏著強烈的恫嚇與報復心態，更明白呈現「以暴制暴」的手法（剝奪人的生命、自由、財產權等）。如此作為，真的有助於減少犯罪的發生嗎？犯罪率的節節上升，犯罪年齡的日趨下降，執政當局真的應該重新思考刑罰的本質、作用與限制，以「刑罰謙抑」的角度仔細衡量「罪」與「罰」之間的界線，以「刑期無刑」作為最終目標，以刑罰作為最終手段，而非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驟。 二、刑罰謙抑的相關思想 刑法制裁的手段既然無法達到全面性的遏止犯罪，甚至有可能引發反效果（部分罪犯在獄中心得交流，提升犯案功力）。故刑法的應用更應本於謙讓、抑制的本質，在必要的範圍內行使，才不致於使得刑罰流於浮濫，此舉才能更有助於彰顯刑法的最終制裁性。刑法謙抑主義之淵源可上溯至「無必要即無刑罰」之古典刑罰經濟理論，早在羅馬法時代西方法制思想上即有所謂「法官不受理瑣事」或「法與瑣事無關」之法諺（林尚音，1992）。歐洲中世紀後，「刑罰謙抑」的思想開始被啟蒙思想家所主導，包括貝卡利亞、邊沁（Bentham）與派克（Packer）在其論述中也提出類似的概念，使得「刑罰謙抑」的理念成為刑法在執行與修正時的基本理念。 (一) 貝卡利亞（蘇彩霞，2005） 貝卡利亞早在二百多年前就認為，刑法作為一種政治約束，其作用只在於當人們為追求個人慾望而相互發生衝突時，阻止惡果的發生。立法者只應當把那些在較嚴重的、程度上危害社會共存的、而且只有依靠刑罰才能有效制止的行為宣布為犯罪。 (二) 邊沁（甘添貴，1998） 邊沁（Bentham）認為，法之目的在於增進社會公共之全體利益，故其目標即在排除有害於社會公共之行為。惟因刑罰本身屬於傷害的一種。倘若以功利觀點視之，為了肯定刑罰的作用，一定要在刑罰的運作能夠排除比刑罰更大的危害之時，方能加以運用。所以，只有在下述四種情況下，方可施以刑法制裁。 1. 在無應防止之惡害或無害於公共之全體利益時，不得使用。 2. 縱令科處刑罰，而無助於防止惡害時，亦不得使用。 3. 使用刑罰所產生之惡害，反較由犯罪所生之惡害為大時，亦不得使用。 4. 依照其他手段得以防止不法時，亦不得使用。 (三) 派克（甘添貴，1998） 派克（Packer）認為，若欲對行為科以刑罰，須具備以下六個條件。 1. 該行為，自大多數人之立場視之，對於社會的威脅極為顯著，且為社會所無法容忍者。 2. 該行為，科以刑罰，得與刑罰之目的相合致者。 3. 該行為，加以抑制，係非禁止社會所期望之行為者。 4. 該行為，係得依公平以及無差別執行而予以處理者。 5. 該行為，依刑事手續加以取締，不至於造成手續上質或量過度負擔者。 6. 該行為，在處理上，除刑罰上並無其他適當方法存在者。 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早期刑法謙抑思想的共通性在於強調刑罰對於受罰者的傷害，其實也是種人權的剝奪。故仍應秉持在最不得已的時候，當所有其他方法採行後仍舊無效時，執法者以最公平公正的態度，對於危害社會極大的犯錯者，予以最適當而非報復性的刑法制裁，以達到改正其偏差行為的目的。 三、刑罰謙抑的內涵 日本學者宮本博士曾說：「本來犯罪為社會必然的現象，若強欲根絕，將導致侵害個人的利益並妨害社會文化之發達。故使用刑罰有其限度」（林尚音，1992）。基本上，宮本博士強調了並非所有的偏差行為都具備可罰性。例如：侵害法益極為輕微之行為以及日常的社會相當行為。因為，刑罰的制裁往往是對人類的基本權利加以侵害，故我們必須去思索刑法在立法與執行時，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的標準。 (一)適當性原則 這是從「目的取向」而言，該行政措施是否能達成其目的（促成大眾公益，包括個人法益、社會法益與國家法益）。無可諱言，國家法律是經由人民授權而制定的規範。刑罰的制定也是經由立法機關三讀通過，多方角力妥協與辯證之後的結果。換言之，絕大多數人民認為刑法有遏止犯罪的效果，以避免良善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權受到威脅，足以促成大眾公益的實現。一言以蔽之，刑法的目的，應該有助於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