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质量内部管理与.docVIP

高等教育质量内部管理与 外部监控的关系分析 南京师范大学胡建华 在进入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毫无疑问，如何保证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高教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质量问题在高等教育界受到如此空前的关注，这并非我国所独有，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质量”一词就不断出现在许多国家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报告等重要文献中，从制度上保证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成为许多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其中，如何处理高等教育质量的内部管理与外部监控之关系尤为引人注目。 一、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始于大学的内部管理 如何保证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从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实践来看，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需要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与社会的外部监控相结合。 我们在考察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历史发展时，发现内部管理与外部监控相结合的形式并不是自与现代高等学校有着“血缘关系”的中世纪大学产生之时就有的，准确地说这种形式是随着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而出现的。 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有一个由内部管理开始到外部监控介入的发展过程。 “一直以来，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都拥有自己的一套机制确保他们的工作质量。在这套机制中，人的品质和工作的质量直接产生联系：学生要具备必要的资格才能进入高等学府，乃至最终取得学位；教职员工要具备必要的资格才能上岗，乃至获得提升，直至升至教授”。 高等教育质量的内部管理最初是从保证教师的品质、水平开始的。 中世纪大学在其诞生之初，逐步形成了一套录用新教师的标准与制度。 以作为“大学之母”的巴黎大学为例，若想在巴黎大学任教，必须获得大学的“教师资格”。不同学科教师资格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如人文学科要求申请教师资格者“须年满21周岁，在人文学科听课6年以上，并在神、医、法三科学习满两年”；神学教师资格的申请者“须年满30周岁，在人文学科听课6年、神学科听课5年以上”。对于每一位申请教师资格者，大学组成了包括6名相关学科教师在内的审查委员会，由审查委员会决定是否授予申请者教师资格。 爱弥尔·涂尔干在谈到中世纪巴黎大学的教师任职时，提出了“执教权”与“就职礼”这两个概念，认为“执教权和就职礼（这是博士学位的最初形式）是两个必不可少的阶段，是立志从教者在真正成为一名教师之前，需要依次通过的两级学位”。 中世纪大学的任教“资格制度”奠定了现代大学教师制度的基础，客观上成为保证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自中世纪大学产生至20世纪中叶的相当长时间内，高等教育的质量一直是大学内部的事情（如果人们意识到需要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话），大学依靠着它的传统、依靠着它的内部管理保障着教育质量，维护着大学的社会地位和声誉。 为什么在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后到20世纪中叶的几百年时间内，高等教育质量只是大学内部的事情、大学依靠着内部管理保障着教育质量呢？原因或许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是大学的自治传统。二是大学的规模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二、在现代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中外部监控的介入 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过程中外部监控的介入是以高等教育质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为背景的，而高等教育质量的广泛社会关注则是高等教育规模日益扩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发展逐步由战后恢复过渡到快速增长，高等教育发展也因此进入了“黄金时期”。 到70年代初期，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超过或接近15％（如瑞典1971年为24%，英国1973年为13％，日本1970年达到23.6%），进入了马丁?特罗所言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而美国1967年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占18－21岁人口的比例已经高达46.6％。 如今许多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普及化阶段。 高等教育在学率（全日制与非全日制高等学校在学人数除以18或19－21或22岁人口总数）: 美国89.5％（2004年） 日本66.1％（2007年） 英国83.2％（2005年） 法国57.2％（2005年） 德国52.1％（2005年） 每千人口的高等学校学生数: 美国58.8人（2004年） 日本30.4人（2007年） 英国42.2人（2005年） 法国36.6人（2005年） 德国24.1人（2005年） 高等教育规模的如此扩大彻底改变了高等教育原有的“精英性质”，使得高等教育与社会大众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成为人们普遍拥有的一种权利，由此高等教育质量的好坏高低就变成与社会大众紧密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当人们为接受高等教育付出了必要的费用之后。 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改变了高等教育的性质，而且使高等教育成为一项耗资巨大的公共事业，引起政府的更多关注，从而使高等学校与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据统计，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一般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