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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与中学历史教育 一、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历史教育观 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从20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先后出现过两种新史学:20世纪初出现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和五四前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这两种新史学联系起来，大体反映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历程，明显地体现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特点，同时也使史学理论有了新的突破。按照其学术发展重心可以分为三次革命:第一次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主，它的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第二次是以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及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开展的事业为主，重心是如何研究历史;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重心是怎样解释历史。史学理论在这三次变革中的不断演进，也推动着人们历史教育观的不断变化。 1 、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与历史教育观 (一)梁启超的史学理论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开启了中国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梁启超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关于史学理论的研究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代表作是《中国史叙论》（1901 ),《新史学》(1902 )；后期的著作则有:《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 )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1923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1927 )等。这些著作在当时都是非常有影响的。《中国史学叙论》是梁氏计划撰著的新的中国通史的导论，《新史学》是对《中国史叙论》的补充和扩展，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新史学》所表述的史学思想以及在中国史学界起到的振聋发馈的作用，标志着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首先梁启超的史学理论在批判封建旧史学的基础上，界说了资产阶级新史学。他指出封建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四弊”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是“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在此基础上他又据进化论思想论述了新史学的目的和任务。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 第二，他对史学活动的主体和客体进行了区分，他说:“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这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一观点，此说强调了史家，特别是读史者在史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使人们意识到要从被动的作史、读史中跳出来，主动地驾驭史学，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有重大意义。 第三，他从新史学的角度讨论了史学家的史学修养。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提出的才、学、识、德中，史德最重要，然后依次是史学、史识和史才。史德的内容是忠实、不夸大、不附会、不武断。史学是贵专精，不贵杂博。史识是史家的观察力。史才是作史的技术。 第四，他根据新史学为国民的观点，大力提倡写专史。与封建史学家相比，梁启超几乎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建立了专史，表现出了开阔的视野。 除此之外，他的史学理论成就还包括:提出中国历史分期的新学说;倡导以归纳法为基础的统计研究法;并强调对史料的广泛收集和求证;率先提出对“史学史”的研究等等。 (二)梁启超的历史教育观 由于梁启超生活在一个中西学术交流和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现象及理论都会反映在他的脑海里，自身体会到的文化碰撞，认识革新也使他对历史教育的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关注，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教育观。 二十世纪初，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朝政权，清朝设立了学部，在学部1906年的《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规定历史学科在实现教育宗旨时应负的具体责任云:“崇敬国主是各国教育的根本”，要求历史教师和历史课本以“本朝史”的教学为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将学生培植成忠君保皇的奴仆。简而言之，历史教育的目标即是“忠君尊孔”。 针对这一复古思潮，梁启超对传统历史教育的六大弊端进行了揭示: 1、旧史纯属帝王家谱、君臣教科书，不是为国民写史，所以培养不出真正的国家观念。 2、旧史只为个人树碑立传，不重视群众的活动，所以不能激发“群力、群智、群德，形成群体的力量。 3、旧史知古而不知今，所以培养的人才大多脱离现实。 4、旧史只重陈述不重分析，史料汗牛充栋，内容毫无生气，所以不能“益民智”，反而“耗民智” 5、旧史家只知铺陈而不擅剪裁，所以缺乏供人学习的“善史”，使历史知识难于普及。 6、旧史只知因袭而缺少创新，所以不能给人以新意和启发。 梁启超不仅从对象、立场、内容、方法、体例、立意六个方面，找到了封建历史教育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更以社会进化论为武器，对中国封建历史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