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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两个矛盾 迎接入世挑战 孙立刚 引言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将更全面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农业在加入WTO后的命运引起了各方各界的关注。如何迎接加入WTO的挑战，提高中国农产品的竞争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是本文的主题。自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随着农业和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家、集体、农民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分散经营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也日益显现。笔者认为，迎接加入WTO的挑战，最根本的还在于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制度创新与变革。只有通过制度的完善与创新，解决好上述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两个基本矛盾，中国的农业和农民才能从容应对加入WTO的挑战，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 农村微观经营组织制度变迁所产生的两个基本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中国农业微观经营组织制度经历了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再到家庭承包经营这样一个发展变迁的轨迹。1951年9月20日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召开。会后，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公布后，从1952年年初开始，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到1953年下半年开始，互助合作运动也由发展互助组转向初级社。互助组和初级社没有偏离合作的方向，仍然遵循了农民自愿的原则，生产资料也仍归农民私人所有。1955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不断加快。1956年初级合作化就基本实现并开始了高级社的建设热潮，到年末就基本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高级社的所有制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生产资料改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经营。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此后短短的两三个月内，全国农村普遍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直到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中提出实行政社分设，人民公社制度统治了中国农村20多年。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地方将村称为“大队”，将乡镇称为“公社”，可见人民公社制度影响之深远。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以后不久就显现出弊端，主要表现在农民的劳动热情下降和粮食产量下降。这是造成三年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中共中央于1959年发出了《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决定恢复社员自留地。同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中又进一步明确：“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的时间，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这些土地上长的庄稼，谁种谁收，不征购公粮，不派统购任务，愿吃、愿存、愿卖，完全由社员自由支配。”此后，虽经过几次调整，人民公社制度基本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包产到户由“不许”、“不要”到有条件的允许再到完全肯定，终于得到了中央决策层的认可，逐渐发展到现在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笔者（2001）曾经指出，提供激励与约束、配置风险和交易费用是描述一项制度安排的三个基本参数，制度主要通过这三个方面来影响个人的选择与活动，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绩效。而制度变迁则会引起这三方面中某些方面的变化，使个人在原有制度下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改变经济绩效。当然，制度变迁的过程具有累积性，原有制度有一定的惯性，影响并不会立即消失。因此，比较重大的制度变迁常常会伴随着冲突与失衡，特别是在旧的制度已经打破，新的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农业微观组织经营制度的变迁同样如此。互助组也好，初级社也罢，并没有改变生产要素农民私人占有，分配方式也是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但实现了农民私人占有的生产要素之间的联合，因而降低了单个农民面临的风险与交易费用，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对农业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可惜中国的农业合作并没有正确地进行下去，至今令人扼腕。 人民公社制度通过将农民集中形成一个大的集体，首先降低了国家与农民的交易费用，国家不必与分散的农民户面对面地进行交易，只须控制住数量少得多的人民公社，就控制住了农民。这样就可以更容易地推行粮食统购统销、工农业剪刀差等政策，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服务。农民由于只是一个劳动工具，其面临的风险与交易费用也是很小的。人民公社制度下虽然存在着利益冲突，但多表现为国家与集体二者间的矛盾。然而人民公社制度却大大改变了对农民的激励与约束， “计量和监督劳动努力程度的成本过高，劳动报酬与劳动者的努力失去了联系，多劳不多得，少劳也不少得，因而这种组织不能提供努力生产的激励，甚至具有破坏性”（林毅夫等，1999），这是人民公社制度最大的缺陷。在这样的制度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进而导致农业产值和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降，最后终于解体。 人民公社下的自留地制度，在中国农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