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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讨论：政治哲学 · （《哲学动态》2005 年第8 期） 公共哲学的探索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 10087 1 ）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8862（2005 ）08 - 0003 - 06 一 约半个世纪前，美国著名思想家、政治评论作家沃尔特 ·李普曼（Walter Lippman ）在其著 作《公共哲学》（ The Public Philosop hy ，1956 ）中谈到西方社会复兴公共哲学的必要，认为这种 公共哲学在古代曾经维系了城邦和帝国的生存和繁荣，在近代以来也曾被那些伟大的启蒙者 和自然法理论家认为是不可或缺，但大部分内容还是没有得到明确的阐述，而现代怀疑以至否 定的精神却已经在深深地腐蚀公共哲学的根基。在此之前，他还著有《公共舆论》（Public Op inion ，1922 ）一书，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公共舆论或公众意见形成的内外机理，以及如 何诉诸公众理性等问题。 李普曼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公共哲学的问题，当然，对公共哲学的探索远非从他起始。我们 还可以追溯出域外许多思想家中类似的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或仅仅是一种“公共性”的努力，尤 其是在率先进入现代的西方思想家中，这一努力更早呈现和更为明显。近代卢梭渴望着一种 具有全面内容和最高信仰的“公民宗教”，而康德心目中的“公共理性”和“公共正义”则主要 是考虑为竞争的权益首先厘定一个基本而普遍的法则。 在某种意义上，卢梭和康德为后来的思想家探讨公共性问题提供了两个基本的路向。卢 梭的“公意”已经是具有一种绝对乃至神圣、神秘莫测的性质，他又更明确地提出了“公民宗 教”。卢梭意识到现代社会的人的两重性：既在心态上都是“资产者”，渴望不断增长经济的利 益，满足不断增长的物欲；同时又是即将到来的广泛民主的社会的“公民”，为此他们必须承担 起自己的社会义务。他试图使人们在各方面都尽量平等，以“公意”克服分立和个别的“私意” 与“众意”，为公民社会树立起一个不同于以往宗教的新“神”，将个人利益和欲望、理想均汇入 一个统一的道德、政治和精神人格，由一种至高的精神统摄和引领。康德则强调一种可以面向 公众、公开运用的“公共理性”，强调一种普遍的、然而也是基本的遵守法则或“绝对命令”的观 念，故此他也特别强调一种以权利和义务的结合为核心内容的宪政和法治。康德认为，公共权 利包括需要普遍公布的、为了形成一个法律的社会状态的全部法律。法律状态是指人们彼此 的关系具有这样的条件：每个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方能获及他所应得的权利。按照普遍立法 意志的观念来看，能够让人真正分享到这种权利的可能性的有效原则，就是公共正义。公共正 义可以分为保护的正义、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在第一种正义的模式中，法律仅仅说明什 么样的关系在形式方面内在地是正确的；在第二种正义的模式中，法律说明什么东西在涉及该 对象时同样是外在地符合法律的，以及什么样的占有是合法的；在第三种正义的模式中，法律 通过法庭，对任何一具体案件所做的判决，说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公正的以及在什么程度 3 上如此。 现代像罗尔斯对“重叠共识”和哈贝马斯对“话语伦理”的探讨，比较明显地显示出康德思 想的特点，但比康德更为强调达致一种公共性的理性方式；而像一些有宗教情怀的思想家，或 者极端保守或激进的行动者，则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卢梭的某种精神渴望，虽然精神指向的目标 和方式相当歧异。还有的思想家介于两者之间，或呈现出某种深刻的复杂性，或主要立足公共 意识的立场而采取批判的姿态。如阿伦特一方面渴望一种类似古希腊城邦的关系紧密的共同 体，另一方面又仍然将这种关系主要限于政治领域而不涉及经济。萨利文等则使用“公共哲 学”一词来批评自由主义过于重视个人权利与国家关系而忽视社会团体纽带的倾向。 较晚进入“现代”的非西方社会诸民族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最近，日本东京大学校长佐佐 木毅和金泰昌共同编辑的十卷本《公共哲学》，也反映出类似的努力。而且，由于后发民族还 常常面临着一个过去传统的“公共性”较西方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