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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人才培养：中国制造的软肋？ 引子：历史把“质量复兴”的重任给了中国 如果说改革开发30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实践着“白猫黑猫”理论，踏踏实实抓生产、雄心勃勃“赶学超”，并一步步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的话，那么，一场金融危机带来的“完美风暴”，则以吹枯拉朽之势让我们一下子看清楚了许多一直模模糊糊的全球政治经济景象。 原本日本人是靠制造起家的，但十余年来努力向高科技和服务业转型，至今不见起色；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老牌制造强国，已经成功地放弃价值链中下游（制造）而稳执上游（研发与营销），理论上似乎赢得轻松、风光无限；制造大国美国走得更远，不仅比欧盟的朋友做的漂亮，而且在管理创新方面、尤其是金融服务创新方面让全球望其项背而泣于隅。 而我们中国，则像牛一样地专注于制造，虽然受到欧美价值链两头的挤压，却勤勤恳恳工作、实实在在生活，一点一滴地积聚着财富、走向“牛市”。 如今，随着华尔街圣殿的轰然倒塌，欧美日突然发现他们的好日子是建立在“虚拟经济”之上的，而“实体经济”的机能已经快要丧失殆尽——原来他们一直在练就价值链两端“多吃、快跑”的本领，却发现中端的“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出现功能紊乱。他们想重拾旧河山，却发现自己早已自废武功，已经不会或不能“制造”了。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的话说：“美国的制造业已经死了！” 反观中国，作为世界银行排名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以实体经济的典范，不仅续写了国富民强神话，而且提升了全球百姓的生活品质。于是，全球惊叹：中国是真正的制造大国，不仅控制着发达国家的“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而且随着她向制造强国转型，也必将制约着他们的“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 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正确道路，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巨大机遇。 美国著名的质量专家朱兰博士（J.M. Juran）曾经在《质量管理史》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如果说20世纪是生产力的世纪，21世纪则是质量的世纪。” 一、 “质量世纪”是否属于中国？ 中国正处在百年来最巨大的变革历程，“中国制造”必将在国际贸易中面临来自欧美日各国的重重阻碍与种种挑战，我们只有坚定地实施“质量强国”战略，走“中国品质”之路，才有可能引导企业提升全球的质量竞争力。因为正如克劳士比先生在《20世纪质量管理简史和未来的解决之道》中说的：“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未来的质量，将不只是”最好能有“而已，质量将是进入市场的基本条件。管理层将必须促使质量成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并使其成为日常的工作。” 与欧美日相比，我们的企业缺乏全球化战略格局，缺乏技术和专利，资金、人才和能源等资源严重不足，加之西方列强仍未摆脱“冷战思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曲解和指责者多，极大地限制了传统“中国制造”的国际生存空间，与国家的形象严重失衡。但，有一个捷径，而且既可以得到认同和帮助，又可以为消费者、股东和员工带来价值，那就是：质量突围。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崛起之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质”，从“质量管理”到“管理质量”。 历史是面镜子：当年美国人教日本人学质量管理，后来，美国人反过来向日本人学质量管理；如今，我们向全世界学质量管理，必定有一天，全世界都向我们学质量管理。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伟大民族崛起的背后，没有一个伟大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不能理解：缺少伟大的质量思想和方法的中国产品，何以能够支撑起这个伟大国家的品牌形象！ 早在1997年，管理大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即断言：“过去十年，日本管理哲学之类的书盘踞西方书市；未来十年，相信与中国管理哲学有关的书将会成为畅销书。” 这一切的基点：质量人才的培养。 二、中国质量人才培养的窘状 风水轮流转。当年朱兰博士是寄希望由美国人来主导“质量世纪”的，但不经风雨难见彩虹，未来世界将会必然做出这样的抉择：历史把质量复兴的重担和希望寄托在“中国制造”身上了。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去应对”而是“如何去应对”的问题。那么，自身检讨一下：我们到底缺少什么？答案是：人才！如果说作为人口大国所产生的优势造就了“生产力时代” 中国制造数量上的辉煌，那么，只有训练有素的人才能够确保中国制造攀登“质量世纪”的高峰。换句话说，如果不经过培养，大量的人口将成为缩小中国制造的“分母”，反之，则会变成放大力量的“分子”，成为“中国品质”的推进力量。邻邦日本二战后的“品质崛起”就是一个鲜活的实例。正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所说的：“日本经济实力世界第二，是日本普及、发展教育所带来的成就。” 然而，让人震惊的是，目前在我国培养质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