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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的统一:中华文化大一统理念的胜利 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刘禹锡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这首咏史诗,以生动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了西晋统一江南战争那势不可挡的恢弘场面和摧枯拉朽般的磅礴气势。他那跳跃着的诗情,把我们的思绪带往那逝去的时空彼岸。 1 自汉末军阀混战、三国鼎立,至公元280年,在经历了近百年的纷争与分裂之后,古老的中国,又由晋朝 俗称西晋 实现了新的统一。 在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其实只不过是国家发展历程的表面现象,而造成分裂与形成统一的深层原因,则是社会的政治矛盾运动与文化。 汉末所出现的深刻的社会政治矛盾,是汉代社会分裂并进而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深层原因。众所周知,当时社会的两大政治矛盾,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汉末都异常激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最终激化、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黄巾农民大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汉统治阶级和代表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严重削弱,特别是行使国家职能的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极度削弱。而在镇压黄巾农民大起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政治集团的力量则得以成长壮大。这些成长壮大起来的政治集团如曹氏、孙氏、刘氏,都是不同政治 利益集团的代表。 武装化的政治集团,都以诉诸武力的方式来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他们都以追求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为目标,都希望自己的代表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君临天下,一统国家。而当矛盾各方即各政治利益集团都不愿放弃自己的政治目标、不愿妥协,同时又都无力实现国家的统一时,以武装所支持的对立、分裂局面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因此,汉末国家的分裂、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是汉末社会政治矛盾激化的结果。它具有必然性,但它又具有偶然性,是矛盾着的各方力量暂时平衡的结果。 2 对国家的历史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的,不仅有社会政治矛盾,还有文化。具体政治矛盾对国家的影响,具有直接性、暂时性,因为矛盾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文化对社会与国家的影响,则具有间接性、长久性的特点。因为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走过了近百年的分裂路程之后,国家又重新走上了统一之路。其原因不仅是社会政治矛盾的变化,重要的还有倡导国家统一的 中华文化的影响。 倡导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先秦时期,中华文化大一统理念的倡导有助于西周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地方分权型结构的国家。这种国家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但周王与各封国之间所形成的政治上的天下共主关系、宗法上的宗主与宗子关系、文化上的一体认同关系,深刻地影响了 中华文化的历史走向。 秦王朝的建立,国家新的统一,特别是在国家治理形式上所采取的中央集权模式,改变了旧的地方分权乃至国家分裂形态,从制度的层面上强化了国家统一 的文化意识。 从西汉王朝建立到汉武帝时期,是倡导国家统一的文化成熟时期。 3 这种追求和倡导国家统一的文化,深刻影响着汉代、汉代以后的国人。它是当时国家虽经汉末的分裂、 三国鼎立,但最终走向西晋统一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汉末政治动乱、三国鼎立的历史过程中,各派政治势力如曹氏、孙氏、刘氏三大政治军事集团,虽然势同水火,在军事斗争中你死我活,但它们都没有放弃国家、民族的认同,都认为自己与对立的各方同属一个国家,都自诩为国家统一的维护者,指斥别人为分裂国家 的罪人,都打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帜。 曹操是汉末国家政治资源的最大攫取者,他先后以司空、丞相的身份控制了国家政权。他深知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统一的文化意识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所以他没有把汉献帝的皇冠夺过来戴在自己的头上,而是“把皇袍当内衣穿在里面”,把汉献帝作为傀儡,用汉献帝的名义号令天下,为自己的行为披上了合法的、符 合人们统一文化意识的外衣。 刘备和孙权同样知晓追求国家统一的文化意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他们针锋相对地打出“匡扶汉室”、“恢复汉家天下”的旗帜,指斥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为自己的武装割据同样披上符合人们文化意识的 外衣。 曹操生前多次拒绝人们劝其称帝的主意,个中原因可能很多,但传统文化的影响应该是原因之一。如孙权曾劝曹操称帝,遭其拒绝。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曹操亦曾披露心机:“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这种使曹操感动不已、令其禁不住落泪的,不仅是乐毅、蒙恬那奉君事主、至死不渝的德操,还有那深深流淌在中华文化血脉中的国家情怀。曹操尽管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