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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战争及中国文化处境战略 自人类产生，文化就开始以独特的个性存在于世。不同于自然界的诸多事务，文化一开始就是人的产物，是人类全部的思维意识活动及其产品。文化的载体是有思维意识的人以及无思维意识的 物：有思维意识的人创造并存储了文化，但其文化创造的根本是人类思维意识建立在客观物质上的，是对客观物质的反映，这是文化的主观载体；而当人类创造出文化，则将文化依附于客观世界的物，使文化得以流传，这就是文化的客观载体，也是承载文化最多的载体。 人类文明演进至今，文化的发展历经“个人”、“群体”、“地区”、“国家”以及“全球”五个层次。这五个环节环环相扣，任何一个阶段的产生便从此恒存于世。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考虑，文化的产生先于经济、政治，最后先于军事产生，并且随着时代的演进，文化同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联系日益密切。至今，文化同经济、政治的关系已经被许多的人研究，但是文化同军事的关系却一直空闲。 军事从一开始就包含文化因素。无论是从最初的军事斗争来看，还是从人类总结军事斗争的军事理论看来，文化同军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20世纪以前，具体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准，世界大战之前的军事斗争主要以武力冲突为主，而世界大战之后的军事斗争则主要以文化战争为主。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就是迫使敌人服从我方意志的武力行为”。克劳塞维茨认为不服从我方意志的都是敌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迫使敌人服从我方意志，战争的表现形式方式是武力行为。同时，克劳塞维茨还认为，战争的目标有三“敌人的军事力量，敌人的国家，敌人的意志”，战争的结束是在摧毁敌人军事力量和国家之后摧毁敌人的意志。在我认为，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论断十分经典，但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形式的看法存在偏差。战争的形式不是单纯的武力斗争，更包含了精神斗争，也就是文化战争。 从战争产生开始到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争的形式都是以武力战争为主，文化战争为辅的。在这一段时期，文化知识作为战争的手段，而不是战争的形式。《孙子兵法》谋攻篇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即有文化战争的观点。“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在武力的威胁下，通过文化手段迫使敌人接受我方意志。但是在那个时期，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战争，武力斗争无不是其主要表现形式。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争的形式历经了平衡，甚至发生了转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的人权意识空前觉醒，全球的交往联系日益密切，人民的反战意识高涨。一个国家如果不顾民生，冒然发动战争，这个国家的政权就会面临着更迭的风险。但这并不代表着战争从此消失，诸多问题的解决也只有靠武力冲突，但文化战争却成为最为隐秘，最为主要的形式。如前所说，战争的最终目标是摧毁敌人的意志，使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现代战争的主要形式就是用文化手段摧毁敌人的意识，用文化的包容性统治敌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文化战争就是侵略者用精神文化手段，摧毁敌人的意志，使敌人服从于我方意志的战争。文化战争的实质就是价值观入侵，即侵略者通过各种手段对他国进行价值观输出，将自己的价值观植入他国，致使他国成为文化的亡国奴。文化战争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武器是“经济实力”和“现代传媒”，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大，就能在文化战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就可以通过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宣扬自己的价值观。美苏两个世界超级大国，军事实力相当，但苏联失败了，美国胜利了。美国胜利的不是军事基础上的胜利，而是以强大经济实力以及美国人民富裕的经济生活摧毁了苏联人民的意志。同时，现代传媒具有跨区域的功能，但现代传媒也主要是由某些大国掌控，这些国家在自身传媒优势的前提下向世界各地输送本国价值观，以经济为后盾，植入他国人民的脑海，实现文化侵略。 战争是两个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动的冲突，文化战争也是为了获取利益。不同于武力战争，文化战争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而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并统治他国思想，使他国成为经济的牺牲品和文化思想的亡国奴。美国不是大善人，不会因为别国不民主而去帮助别国民族，国不是人，没有感情，只有利益。美国热衷于帮助他国实现民主，实质就是对他国发动文化战争，以自身经济实力向他国宣扬价值观，甚至动用武力颠覆他国政权，建立亲美政府，从而服从于美国的经济利益以及美国的全球霸权。这种文化战争的破坏性比武力战争更为可怕。在当今世界，发展一场武力战争很不容易，灭亡一个国家更是不现实，但通过文化战争，却可以跳过敌国军事力量和敌国，直接摧毁敌人意志。当一个国家在文化战争中失败，不仅意味着经济领域的失守，更意味着人民的思想意识将被取缔，并将很难卷土重来。由此可见，文化战争的破坏性比武力战争更为强大，更为让人措手不及。人民很难被武力战争打败，因为谁也不愿意被敌人的铁蹄践踏；但是人民却很容易被文化战争打败，在经济面前，他们容易迷失自己，“甘愿”成为败者，毫无反抗之力，以致成为经济的牺牲品以及文化的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