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提高国民幸福感的路径之我见.docVIP

淮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题型教学 小组论文 题目 新时期提高国民幸福感的路径之我见 院 别 政法学院 年级、专业 08法 学 小组成员 周 丹 座机电话号码080 徐曼丽 座机电话号码056 杨学会 座机电话号码063 胡囡囡 座机电话号码065 耿甜甜 座机电话号码014 指导教师 石 燕 日 期 2010年11月8日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与研究中心制 新时期提高国民幸福感的路径之我见 摘要：在国际社会，一个刚刚出现的标准——GNH Gross?National?Happiness ，国民幸福总值福虽然是个体的感觉，但它却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国民幸福总值 福是个体的感觉，它却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以下几点是十分独特而重要的：从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幸福首先是价值，而不是效用。效用只是一种中间价值，是实现价值的中间手段。在工业社会，幸福与效用的矛盾还不明显；但对于信息社会，这就造成了根本误导，有钱不等于快乐，GDP不等于幸福，就是幸福与效用矛盾的突出表现。从后现代经济学角度看，国民幸福指数设计上可能出现的第二个重大误区，就是把个人快乐与社会幸福对立起来在现代性条件下，“个人快乐”被不正当地与物质欲望满足联系在一起这是不正确的。个人快乐在信息社会条件下，可以超越物质欲望，而与感性的文化需求联系在一起。主张社会幸福要从个人快乐中自发生成，反对个人与社会失和的异化现象，主张在深层次扬弃矛盾，回到以人为本的路线上来对于幸福的理解涉及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这说明了社会心理体系的高度复杂性，而这种复杂的主观世界要用数量化的工具来加以测量和说明，希望通过一份调查问卷就能达成对主观幸福感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幸福感在测量上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进行测量的时间之点上人们所表达的生活感受，是否能够代表他们在一个时期里的总体生活感受幸福指数是社会发展状况及其问题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如果说社会心理体系包含理性层面的认知评价和感性层面的情绪感受，那么，在幸福感中情绪感受这一感性层面常常占据主导地位，幸福感有时是一种很个体化的主观领域。因此，在实践领域中，幸福指数可以成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一个重要方面，但并非唯一方面。在这里，关于幸福指数一种可能的误读就在于，认为幸福指数能够作为体现个人生活质量和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一个绝对性指标，从而忽视了对于社会发展内涵和人的精神领域的丰富性的考虑。作为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一种重要参考因素的幸福指数，与GDP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GDP是硬指标，幸福指数是软指标，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的地位与作用。能够关怀幸福，说明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但决非要在GDP与幸福指数之间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因此，关于幸福指数又一种可能的误读就在于，产生“幸福指数崇拜”，即将幸福指数的意义无条件地夸大化、片面化、偏激化。对于幸福感的测量，西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已经探索了几十年，具有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既便如此，尚未有任何一种幸福感测量工具能够得到普遍认同，许多量表仍处在不断改进之中。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反映形式之一的社会心理都存在差异，从而对于幸福的理解不会完全相同，感受幸福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因此，我们若要研制出一套既体现国际水平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幸福感测量工具，尤其是获得可以作为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参考的幸福指数，尚有待进行高水准、创新性的多学科合作研究。公式一 国民幸福指数＝收入的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