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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中国主流思想界的前面 ――回顾与展望当代中国民族主义 王小东 摘要：作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作者以自己的历史论作为线索，简洁而系统地回 顾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迄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进程，指出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长远目标就是为中 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奋斗，而谋划，虽然无法断定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会成为未来中国思想界的主 流，但它生机勃勃地存在下去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一.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几个阶段 中国民族主义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发轫，已经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人们耳熟能详的的一段， 不必在此重复了。在这里有必要回顾的是，20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的的当代中国民族 主义。因为它的出现，标志着自“文革”不光彩地结束之后，中国思想界一以贯之的洪流首 次出现了转折，或者说是分流。这个分流一开始是非常弱小的，只有微不足道的那么几个人 在那里呐喊，但在若干年之后，终于汇成了人们不得不认真研究、对待的潮流。 一种思潮的开端，一开始似乎总是少数那么几个人，互相之间甚至都不认识，各自在那 里奔走呐喊，而整个社会对他们不屑一顾，所以，其最早的发源史往往已湮灭不可考。当代 中国民族主义可考的较早的标志性事件，是笔者于 1988 年 7 月所写的批评当时红极一时的 电视专题系列片《河殇》的一篇短文――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激情的阴影》。现在回 过头来看，这篇文章的思想水平是很低的，但它是对当时人们认为不可置疑的思想洪流的一 个大胆置疑。文章一发表即引起轰动：《河殇》的作者们在包括《解放军报》在内的许多强 势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围剿；同时，也获得了笔者事先根本想象不到的同情与共鸣— —原来这样的思想并非是真正孤立的，只是过去没有一个媒介起联络的作用罢了。此文在国 内得到几十家（准确数字无法获得）媒体的转载，并为国外多家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中 国当代思想史的一份标志性文献译成外文发表。这篇短文的矛头所指，就是后来笔者命名为 “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潮。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之所以能有后来的影响，当然不能仅仅限于对于逆向种族主义的反 思，而没有自己对于其他问题的主张。从 1990年到 1992 年，笔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 经济道路的文章，其主旨即是说，从中国的国家安全需求着想，在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 领域，中国仍旧有必要以国家的力量，采取超越市场划定的国际分工范围的赶超型发展战略。 除此之外，因服从上述目的的需要。笔者亦批判了以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为名，造成国有、 集体资产严重流失的案例。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于 1994年至 1996 年，以《战略与管理》 杂志为平台，以笔者和刘力群（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为一方，以林毅夫教授等为另一方， 再次爆发了“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之争。在当时，这些争论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 乃至社会更多的反思，直至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才有更大范围的对于当时的中国主流经济学 的反思，以及对于我们当时的经济思想的认同——虽然今天的人们很可能已经不记得中国的 民族主义者们超前十多年的先见之明了。但值得强调的是，至少就笔者等人而言，无论是在 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不曾反对市场经济，都不曾赞成开历史的倒车。我们只是说，在某些 有关国家安全的特殊领域，需要超越市场经济。在十多年之后，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对这些 问题阐述得更准确、更细致了。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已经获得了较大势能。此后，加盟民族主义 的各色人等逐渐增多。其中必须一提的是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这一分支。这一分支的代 表人物前有盛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后有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 研究员），其间又有盛洪等人与“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的结合。盛洪的主要观点是和平主 义，认为这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本质不同之处，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就是要弘扬中 国文化中的和平哲学，而蒋庆则把这种观点推到了极致。他们两人合著的书《以善致善：蒋 庆与盛洪对话》的封面是两只绵羊。盛洪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 “当我问到，‘中国为了天下主义的理想，能否扩军备战’时，蒋庆先生截然地回答说‘不能’。因为 ‘善的目的不能用恶的手段来实现’。如果只能用恶的手段，那就宁肯不做。概括起来就是‘以善致善’。 初听到这个回答时，我大吃一惊。之所以吃惊，一是因为我自以为‘刁钻’的问题被他轻易化解，一是因 为这个答案我从未想过。在国际政治中，所谓‘善的目的’就是永久和平，所谓‘善的手段’一般是指和 平手段，而‘恶的手段’就是战争手段。要想‘以善致善’，实际上困难重重。首先在于，如果强调尽量采 取和平手段，在实际中很难对抗暴力手段。其次在于，只选择善的手段需要很强的道德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