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论文.doc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或教训 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很大成效；但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取决于国情和发展阶段，还取决于发展观。在环境与资源的约束日渐严峻的今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首先，我们应当搞清楚转变增长方式问题的由来。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苏联实行其在１９５９年党代表大会通过１５年赶超美国的计划后，发现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但增长质量很差，经济差距并没有缩小。于是得出一个结论，即增长方式有问题，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６０年代开始，苏联每个五年计划都包含转变增长方式内容，但是，直至苏联解体也未转过来我国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后期，由留苏经济学家刘国光、董辅引入此概念后，曾有过一段时期的讨论，但在政策上并没有实际举措，直至九五计划。国家计委拟定九五计划时提出，中国经济的大问题是增长方式问题，要从外延、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内涵方向转化。中央吸取了苏联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教训，在制定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中完善了计委的提法。 了解人家的发展之路很有必要，但应警惕一些地方依据西方过时理论调整结构带来的严重后果。萨缪尔森将工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发展道路和增长道路也分为三种。其中，第一阶段是起飞前阶段，以英国为主。主要是依靠土地投入，局限性很大，易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即土地资源被完全占用后，经济无法再继续增长）。但１９世纪经济起飞后，英国并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原因是经济增长靠的是物质资本投入，用机器代替人工，发展重工业。霍夫曼将１９世纪英国、美国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的增长方式外推到工业化后期阶段，表明重化工业还要发展得更快，要占支配性地位，这就是霍夫曼经验定理。为什么马克思在１９世纪末说，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这不是从政治角度提出，完全是通过经济分析提出的。但是从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展情况看，并未实现霍夫曼定理，于是萨缪尔森将这段发展时期称为现代发展，即经济增长不是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资源的投入，而是效率的提高 增长不等同于发展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苏联为什么没有转变过来呢？因为他不懂得增长方式跟体制有关系，你想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增长方式不可能转。因此，中央在九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两个转变，一是增长方式转变，二是体制转变，其中体制转变是关键。九五计划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十五计划却有了问题，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提法没错，因为效率提高，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就是结构优化。问题是由谁来调整，向什么方向调整，各地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按照九五计划思路，要靠体制的改善来实现优化，但变成了十五计划的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调整就应该有调整行为的主体。问题在于，在计划经济中，不管是宏观总量还是结构问题，都由计划、由政府来定。而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是政府管宏观，即货币、财政收支、外汇收支、劳动就业总量等关系全社会的总量；市场管微观，即资源在地区、部门、企业间的配置　什么是增长方式？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很多人没有弄懂。在一些研讨班包括那些科学发展观的研讨班上，领导同志做报告，讲科学发展观，就讲到我们现在进入了重化工业时代。在科学发展观中间夹一个１９世纪重型工业化道路，再讲增长方式转变，完全对不上号。科学发展观怎么走到老工业化道路上呢？老工业化道路怎么可能转变增长方式呢转向何方，从何入手十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从全国的整体情况看，十五前３年经济结构已在向重型的方向转化。许多地方都在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本地的经济结构也要向重型结构转化，这是在走旧工业化的老路原因之一是政府作为调整的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都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应是高新技术基地、创新基地，但发展了两年，财政收入、ＧＤＰ都上不去，于是选择了汽车业，创造了２００天的现代奇迹。深圳是信息中心，有望成为世界性企业的两个电信设备制造企业都在深圳。而深圳反思其发展道路时，认为问题是结构过轻，要向重化工业转化。原因之二是各级政府拥有过大的土地和贷款等资源配置权力。资金投向，除考虑环境、安全等因素外，应由投资的经济主体自己决定，自己承担责任。不要只谈意图、目标怎样良好，重要的是要谈实现目标的机制、手段和实际结果。我认为一要建设有限的政府。除非必要，政府不要干微观的事情，不要直接在地区、部门、企业间配置资源，不然就是抬牛腿。即使在市场失灵条件下，政府不得不对微观领域进行干预时，也要尽量同价格、市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