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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研究 【摘要】：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家族历来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研究课题。近年来，随着家族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大族兴衰以及望族的地方作为等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本文以四库系列丛书中的1595篇明人谱牒序跋所涉家族为案例，研究明代家族的社会流动，以期从整体上揭示明代家族崛起的条件、机制及对地域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全文主体内容共有六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即第一部分，考察所用家族案例的地域分布。在所录1595篇明人谱牒序跋中，有1474篇关涉的1370个家族有地域可考。从政区、府、州县三个层次对这些谱牒序跋所涉家族的地域分布进行统计，发现其分布极不平衡，形成了东南多，西北、西南少的基本格局。长江下游流域及以南地区集中了绝大多数谱牒序跋所涉家族，其中长江下游流域的江西、南京、浙江三政区是分布的密集地，以江西为最密集，长江下游以南的福建、广东为分布的次密集地。其它西北、西南九政区均为分布的不密集地。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三政区为分布最稀疏的三政区。这种地域分布的差异性在政区内的各府、州、县也有鲜明体现。明代长江下游流域及以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鹊起的文人名士、完备的家族制度、发达的地方经济是谱牒序跋所涉家族集中于此的关键原因。第二、三、四、五章共同构成本文的第二部分，分析明代家族的社会分层和上行流动。从静态的角度描述谱牒序跋所涉家族在明代垂直社会结构中的分布比例及基本秩序和从动态的角度揭示社会各阶层家族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低阶层家族上行到高阶层的条件和机制是本部分的重点内容。通过对明代“官本位”价值取向的顺应以及谱牒序跋所涉绝大部分家族社会流动特征的观察和认识，再参考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确定的考察社会分层的三个关键纬度(权力、财富和声望)，本文第二章将客观存在于明时期的不同社会地位家族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官宦家族、准官宦家族和潜在官宦家族，并在对这三类家族及其垂直性组合方式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勾勒了明代家族的社会分层结构图。文章第三章着重讨论的是业儒、从军、行医、经商以及联姻几种明代家族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认为军职晋升可为家族获得政治前途大开方便之门，但这只发生在明王朝开创之初的短暂时期。终明之世，科举入仕是上升为官的主流，也是最令人敬仰和最光荣的途径，荐举、学校、行医、经商和联姻均为次流，且这些“殊途”最终也要同归于业儒之道。本文的四、五两章分别从内部发展机制和外部制度环境来考察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的影响因素。第四章的做法是从特别注意不同家族背景下流动的不同种类和它们上行的速率来观察明代家族向上流动的历程。文章首先从分析官宦阶层家族的家世门祚入手，将其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官户型和民户型，然后比较研究两类家族的主要上行途径，展示它们的基本流动历程，统计它们的一般流动速率。通过观察发现，内部特别是“先赋性”因素在家族上行流动过程中起到全方位的影响作用。较之白丁家族，仕宦家族的上升要轻便得多。“后致性”因素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明代民户家族向官宦家族转型，然而，这类家族在上行流动中要受到更多的挫折。在正常情形下，一个家族显著的上升的转移，最快的也需要二世，而更通常的是经过五六世的持续努力。第五章将讨论的重心转移到社会制度及其运行在家族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不仅探讨了元明之际，战争频仍、制度崩溃背景下，传统世家大族地位的滑落和把握战争“机遇”之军功家族的骤然兴盛，而且分析了由战争所引起的家族迁徙对家族上行流动所产生的严重和持久性的影响。此外，文章还纵向考察了明代部分规章制度在从创建到发展乃至完备的过程中为家族所提供的上行流动机会的差别，从而揭示明王朝渐失活力的原因。第六章为第三部分，以明代江西泰和县为例，探讨家族崛起对地域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影响。明代，特别是弘治以前，江西泰和县分布密集的大族、鼎盛绝俦的人文和数量充分的谱牒序跋使它在三百多个州县中脱颖而出，成为本文案例选择的最佳代表。通过对该县百余个崛起大族的分析，在验证前述有关家族上行流动条件和机制的同时，得出以下结论：即家族是地域的家族，地域是家族赖以存在的基础。虽然能否在地方事务上享有支配权往往取决于家族所掌握的地域社会资源的份额，并也正因为如此，家族上行流动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对地域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资源的掠夺，但是，当有限的地域社会资源被崛起之族瓜分殆尽，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势力格局之后，为改善家族与地方的关系，为本家族营造宽松和谐的发展条件，家族一般又会转而从文教、经济和入仕队伍等方面建设地方，为所在地域整体争取更多外在资源，形成“回馈”的表象，且这种“回馈”亦的确在稳定地方、发展地方方面作用显著，而这也许正是中国古代家族组织能长期控制地域社会的根源所在。除上述三方面内容之外，文章还在“余论”部分就科举与社会分层的相互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认为作为一项以公平、公正为完善目标的人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