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出路.docVIP

中国农民未来30年的出路在哪里？ 中国农民未来30年的出路 国农民未来30年的出路在哪里 农民的出路在哪里？农民的出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远的不说，近的就有亚洲“四小龙”。然而，从1978年算起，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了30多年，有户籍农民却由7亿增加到了9亿多。2008年，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袭来，中国2000多万“农民工”一一新工人不得不返回农村，重新做农民。中国依然是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一一“供大于求”，农民不穷都难啊。中国必须减少农民。假如中国真的像发达国家一样，只有10%的农民了，8亿农民进城成为了“农民工”或者市民，那会怎么样呢?世界上发达国家不到6亿人，中国、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数十亿人为6亿人“搞制造”，“供大于求”，“农民工”不穷也难啊。这和“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农业一一越搞越艰难”是一个道理。发达国家制造业100元GDP有7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工”收入这么低，“农民工”何以市民化呢?假如将来中国城市里生活着8亿多月工资只有2000元的“农民工”，农村8亿多农民问题转化成了城市8亿多“农民工”问题，那会是什么局面?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让农民尽快尽多地变为工人或市民，否则，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前途的。但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农民工”越多越快，全球性“中国制造”过剩就越严重，中国“农民工”就会越“制造”越穷。中国的“农民工”一一新工人是没有前途的。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更加严重一一中西部问题;假如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工人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一一东部和城市问题。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中国拐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占全球的1/5强。全球一般制造业一直是梯度转移的。在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历程之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中国加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一一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了。在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前，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是，“中国拐点”出现之后，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因此，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快30年了，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了，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2亿多，社保、教育、医疗、生态等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及更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即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这就是制造业全球梯度转移进程中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的重大改变，因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报酬大大低于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速度大大延后，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而导致内需不振，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中国现代化陷入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的陷阱。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战略解决不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民工问题。不能重复1997年的故事中国现在怎么办?这是中国当下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中国现在的思路大体上是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思路:一方面，大幅增加政府财政投资，维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就业，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采取出口退税、增加流动性等多种措施，帮助东南沿海出口企业度过难关，期待在短期内重新走上快速增长轨道。中国现在采取这样的应对策略，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很快过去，外需很快就会恢复并持续增长，东南沿海很快会承担起“火车头”的作用;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可以帮助中国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但这两个判断的现实基础正在改变。第一，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危机，本质上与全球金融海啸关系不大，是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的必然现象，东南沿海“出口拉动型”模式不可持续;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在亚洲“四小龙”之后，再不可能帮助大型国家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了。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1997年，正是中国“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步入旺盛时期的初始阶段，现在是“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收尾时期。如果中国采取1997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办法，只会增加更多的产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危机，会造成长时期的“通缩”和更大的“经济危机”。不仅不能率先走出低谷，有可能在别国走出低谷肘，我们正好走进低谷。退一步说，即使美国等发达国家走出了低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