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九妹.doc

沈从文与九妹 ■颜家文 1984年夏日的一天，一个近四十岁的湘西男子敲开了沈从文位于崇文门一座高楼第五层的宿舍门。开门的是沈夫人张兆和先生，她对这个陌生人问道：“你找谁？” “我找沈从文，我是莫自来。”陌生人迫不及待地答道。 “啊，你是自来？沈公，快快，莫自来来了。”张先生怔了一下，又迅疾地请来人进屋，把来人引到沈先生面前，坐在藤椅上的沈先生连连说，“坐，坐，快坐。” 沈先生细细地审视着眼前的来人。 皮肤偏白，身材适中，白净的脸上，一个挺而直的蒜头鼻安在中间，双眼皮下是一双忧郁的眼睛。在沈先生的记忆里，这张脸是似曾相识的。 他有些激动。说，你是莫自来，你是我九妹的儿子，是的，是的。 与莫自来能联系上还是1980年10月的事。那时，沈从文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上班了。一封由原来工作单位历史博物馆转来的信很迟很迟才到达他的手上。信，就是眼前这位写的。他急切地想知道九妹的一切情况，也想知道这个外甥的生活。他立即写信回复，要莫自来来信告诉他，家里还有什么人，结婚了吗，每月收入工分是多少，住处有几间房子，等等，什么都是他想知道的。对于九妹的这个后人，他当然渴望早些相见，但是，在当时自己都没有什么好住处的他，实在无法接待。 这种迟到的联系，对沈从文是一种慰藉，更是一种说不明的怅惘。 沈从文母亲生有九个孩子，真正活到成年的，只有五个。而九妹是他们家最小的一个。沈从文在《炉边》里说：“九妹在家中是因了一人独小而得到全家——尤其是母亲加倍的爱怜。”加上九妹的模样好，又聪明伶俐，所以也娇纵，任性。哥哥姐姐都得让着她。作为二哥的沈从文和作为三哥的沈荃要什么宵夜或者听到外面有卖糖的人走过，想要吃时都要通过九妹的嘴向母亲提出来。沈先生在他最早期的小说《玫瑰与九妹》里就让她亮过相。 1927年，沈从文到北京有四五年了，度过最初的挨饿受冻的日子，又经几位知名作家、诗人及朋友的提携，生活稍有了稳定的迹象，便把母亲与九妹接过来一起住。 虽然九妹小时能把三哥都背诵不出的书背出来给母亲听，但终因生活动荡，没有系统上过学。沈从文因为自己没好好读过书，所以很想让九妹上学读书。沈从文在北京，一直生活在有好的教育背景的作家、教授和大学生中间，特别是女性朋友林徽因、凌叔华又美丽又懂英语又是作家，他想象中九妹将来也应该和她们一样，是一个懂文学又懂外语的人。实际上，他本人也有过去英国读书的梦。他给九妹选择了学法语学英语的方向，以便将来送她出国，自己给她提供学费。这也算是让九妹代圆自己的梦。但他没有考虑到九妹实际的基础，沙滩上建塔，终不能成。九妹成天也夹一本书在哥哥的朋友中走来走去，俨然一个大学生的样子。她在享受一种虚荣，却没能像哥哥的朋友们一样有苦读的准备和钻研的功夫。后来沈从文去了上海，随后到达的九妹仍然被沈从文安排着学习外语。尽管沈从文生活艰苦，他还是尽最大的努力给九妹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九妹坦然地受用着，而且生活中大手大脚，全没有哥哥那样的俭省。 在她抱着字典读外语版的《吉诃德先生》的时候，哥哥却在捂着流血的鼻子不倦地写作。每日每夜，他笔尖下流出来的一个个字，是要能变成大米粒，他们才能在上海维持下去的。 1931年，胡也频被害后，是九妹陪伴着孤独的丁玲。沈从文陪丁玲送孩子回常德，为不让丁玲母亲怀疑胡也频遇难，也是九妹在上海以胡也频的名义连发了七封催促他们回沪的电报。 以后九妹跟着沈从文去青岛，回北京。直到1938年，和沈从文全家来到昆明。她与张兆和相处得很好，两个孩子也喜欢她。但是15岁的九妹好对付，此时的她已经二十六七了。又经过了那么几次恋爱，无所事事时免不了感到寂寞。虽然沈先生为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找了个差事，然而差事可消磨闲空，却不能慰藉内心的孤独与空虚。于是她迷上了佛教，许多时候她与教徒们走到一起，施舍或做别的善事。在战时的昆明，沈先生的收入远没有北京那么好，可是九妹不仅辞去工作，还专心念经事佛了，行起善来十分慷慨，家中好多贵重的东西都送出去了。 终于出事了。 一次日本飞机轰炸过后，九妹帮别人清理完东西，回到自己住处，不想小偷把她所有贵重东西席卷一空。九妹大惊，随之脑子迷糊、错乱了。物件的被盗是一方面，但是那种大龄女孩所有隐私和独有空间及这个空间里的梦和美，被别人侵袭、洗劫，以至亵渎，或者说是一种强暴，对她可能是更致命的击毁。 她崩溃了。 沈从文一个人工作，张先生还未找到事，两个孩子还小，此一时也写不了什么，拿不到多少稿费，家中却多了这么个病人，他也要崩溃了。 1943年3月5日，他不得不写信求助于大哥。 “我这时节什么力量都用完了，头痛喉干，心中虚虚洞洞，只想哭哭泄一泄积压在心上的东西，可不许我哭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