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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反叛与欧洲的前途 ——中译者引言 一、大众时代的知识贵族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1883-1955），无疑是20世纪西方思想家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然而，他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却长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奥尔特加1883年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奥尔特加的父亲是一位小说家和记者，他母亲的家族则掌握着西班牙当时一家著名的自由派报纸，所以奥尔特加说自己是“出生在一架印刷机上”。1904年在马德里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奥尔特加负笈德国，于1905至1907年间在柏林、莱比锡和马尔堡等地求学。回国以后一直从事教育文化工作，1910年起担任马德里大学形而上学教授，直到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 奥尔特加决不是一个象牙塔内的学者，而是一位典型的“公共型知识分子”，可以说他是集思想家、教育家、出版家、作家、演说家以及政治活动家诸多名头于一身。1914年他与友人创建了西班牙政治教育联合会，1915年他创办了《西班牙》杂志，1923年至1936年他创办并主编了著名的《西方评论》月刊。此外，他还与他人合办了享誉全球的《太阳报》以及西班牙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爱斯帕莎—卡培（Espasa—Calpe）出版公司。 奥尔特加生活的时代是西班牙历史上最错综复杂、动荡不安的年代，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其他的现代哲学家几乎很少能够像奥尔特加在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共和国时期那样，发挥如此深入人心的影响和主导作用，或许一个都没有”。在里维拉的军事独裁统治时期（1923年到1930年），奥尔特加在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反对君主制和独裁统治，为此他曾一度辞去教职以示抗议。1931年，他和其他共和派知识分子一道创建了“共和国服务协会”。在里维拉倒台和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退位以后，奥尔特加作为莱昂省的代表当选为第二共和国的立宪议会议员，并在马德里市政府任职。但很快地，奥尔特加就对现实政治感到厌倦，于第二年即退出政界。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奥尔特加对左右两派人士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坚决反对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者把西班牙作为实验地。他不愿意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下苟安，于是自动流亡海外，到阿根廷、法国、葡萄牙等地游历讲学。二战结束以后，他曾两次回到祖国，但直到1948年才归国定居，并创建了人文主义研究会。在最后的十年生涯中，他曾多次赴欧美等地讲学，并由此获得了崇高的声誉。1955年，奥尔特加在马德里去世。 同时，奥尔特加也是20世纪非常罕见的一个“知识贵族”，他的著作不但数量惊人，而且涉猎范围极为广泛，哲学、文艺评论、政治、历史乃至教育等等无一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堂吉诃德沉思录》、《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时代的主题》、《艺术的非人性化》、《关于小说的笔记》、《大众的反叛》、《大学的使命》、《历史是一个体系》、《走向一种历史哲学》、《人与民族》、《什么是哲学？》、《哲学的起源》、《人类与危机》、《现象学与艺术》、《对世界史的一种解释》以及《历史理性》等。 作为哲学家，奥尔特加被视为17世纪以来西班牙最重要的哲学家，与另一位著名思想家乌纳穆诺一时瑜亮，堪称西班牙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双子星座，加缪更誉之为尼采以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虽然人们一般都将奥尔特加的哲学看作现象学、存在主义的一支，但事实上他的哲学思想极为复杂，早年他曾受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影响，接受客观主义（Objectivism）；其后又转向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最后则形成所谓理性—生命主义哲学（Ratio-Vitalism）。 同样，在社会、政治思想上，人们对他的看法也是各执一词：伯恩斯认为他的思想属于“自由保守主义”；约翰·格雷把他与韦伯、帕累托等人一道称为“绝望的自由主义者” ；哈耶克、艾因·兰德等自由主义思想家对他更是推崇备至；萨托利说他“主张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而格雷厄姆在他最近对奥尔特加的卓越研究中，则以“后现代主义”和“实用主义”来概括他的思想体系。不过，在人们心目中，他更多是一位保守主义者的形象，并作为大众社会的理论的先驱而知名。 二、大众批判与精英主义情结 《大众的反叛》是奥尔特加最负盛名的著作，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大西洋月刊》甚至载文评论说此书之于20世纪，一如《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资本论》之于19世纪。那么，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奥尔特加所说的“大众”到底指什么人。奥尔特加认为社会是由少数精英和大众所构成的一种动态平衡：“少数精英是指那些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而大众则是指没有特殊资质的个人之集合体”。正如作者本人以及许多评论者所一再指出的，不能把这里的大众简单地理解为劳动阶级。奥尔特加关于大众与精英的区分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