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散文的愤世倾向与讽刺特色.docVIP

论庄子散文的愤世倾向及讽刺特色 ? 庄子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众所周知，庄子散文有着显著的愤世倾向，然而对此种倾向的形成原因及具体内涵等问题，学界却鲜有专门、深入的研讨。笔者认为，庄子的愤世倾向是与他对殷周之际政治文化变迁的反思结合在一起的，是其忧患意识、悲悯情怀及理性精神的体现；庄子散文的讽刺特色也与其愤世倾向有着内在的联系。兹不揣谫陋，具体论析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 一 ? 翻开《庄子》[①]，迎面扑来的是一股郁懑不平之气：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齐物论》）[②] 甚矣夫好知（智）之乱天下也！（《胠箧》） 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徐无鬼》） 意（噫），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在宥》） 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在宥》） 这些话语颇有震撼力，至今仍撞击着读者的心灵。唐成玄英亦谓“当战国之初，降衰周之末，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乃慷慨发愤，爰著斯论”[③]；程千帆先生说庄子“说理之文参以抒情之体，虽故为谬悠，实深于哀乐，其内心之矛盾，大类屈原”[④],都指出了庄子散文的抒情特征及显著的愤世倾向。 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其时属于社会制度的转型期，且战乱频仍。面对混乱的现实，儒家学派的孟子四处奔走，宣传其政治主张，希望借助君主的权威来实现他理想中的“仁政”。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