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的“票证”时代.doc

惠州的“票证”时代 ◎ 邹金城 1953年末，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开启了“票证”时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凭证限量。各种“票证”，曾经是惠州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现在回顾起那个年代，居然想不起什么东西不是凭票供应的。1953年，惠州镇按国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宣布关闭全镇粮食市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要求加强市场管理。当年实行此政策当然有具体原因，但当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重要的一点就是计划经济。惠阳县、惠州镇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生产与消费都必须纳入计划，对居民的日常消费也只能实行“票证化”管理。票证不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而且成为社会、政治控制手段，使个人在消费领域的选择自由极其有限。 国家实行对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只能在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前提下，将余粮出售给国家；城市居民口粮、食油及穿衣用布都按人口定量凭票供应。1954年7月1日起，按国家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对非农业人口实行发证定量供应。惠州居民包括“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类，“吃农业粮”者若想“农转非”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几乎难于上青天。由此，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的区别，不仅仅是居住和职业不同，而且体现在粮油的消费政策上。直到今天，这种城乡二元结构还未完全打破。 1954年11月，惠阳县、惠州镇贯彻中共华南分局《关于征、购、销三位一体方针》，完成征购任务。要求“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下同）的办法是为了既掌握必要的粮食，又要巩固工农联盟，既根据国家需要，又要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 1955年5月，惠阳县、惠州镇贯彻执行中央、国务院《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做好粮食“三定”、巩固农业合作社工作。7月，惠阳县、惠州镇农村实行“三定”政策，部分乡村分别评出“余粮户”、“自足户”、“缺粮户”。城镇居民的口粮统销，采取“以人定等，按等定量，以户计算凭证供应”的办法。 实行“统购统销”，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城镇居民也不能自由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这种社会结构极其“稳定”，但却缺乏生气与活力。1957年春节期间，惠阳县、惠州镇城乡按人口定量供应猪肉每人0.5公斤。5月，惠阳县、惠州镇成立剩余劳动力处理委员会，以解决农村人口盲目流入惠州镇的日趋严重问题。 1957年10月，惠阳县、惠州镇实行凭证购买粮食副食品、压缩粮食销售的政策，以保证粮食调拨任务的完成。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票证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鹅、鸭、鱼、肉到糖、烟、酒、油类、花生、瓜子、豆类、饼干、粉丝等；从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挂钟、柜到线袜、尼龙袜、打火机、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卫生纸等，许多东西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 说明：文中所说的惠州指建国初期的惠州镇、惠阳县及1988年之前的惠州市所辖范围及其政权机构设置。 作者简介 邹金城，男，惠州市惠阳区人，1934年9月出生，大专文化，原惠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副主任，现任惠城区政协《惠城文史》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