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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会材料之二 探望监督人制度的司法实践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唐敏 2015年5月26日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 下午好！ 下面，由我代表普陀法院，向各位媒体朋友通报我院探望监督人制度的有关情况。 一、探望监督人制度的产生背景 长期以来，探望权纠纷都是涉少案件审理中的难点，其中反映出的未成年人父母矛盾严重激化、情绪极端对立、对子女权益保护存在认知偏差等问题，极易在诉讼和执行中再次引发冲突，给离异家庭的未成年子女造成二次伤害。同时，法院在调处中也面临“调查难”、“调解难”、“执行难”等问题。为此，我们在高院制定《上海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其中第十二条关于创设探望监督人制度的实践价值，在全国法院中率先将探望监督人引入案件审理，获得社会广泛关注。《人民法院报》、最高法院《少年司法》、上海法制天地频道等媒体相继报道，相关案例同时入选最高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典型案例。 探望监督人制度的灵活运用，帮助我院妥善化解了多起疑难、复杂、矛盾激化的探望权纠纷案件，有效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作为一项创新性社会治理创新举措，其在实践中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也为具有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少年司法制度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二、探望监督人制度的运作方式 探望监督人制度的实际运作主要涉及程序启动、人员选任和工作职能三个方面。 程序启动方面，我们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普通纠纷一般不适用，二是矛盾突出的纠纷建议适用，三是选出的人员必须得到双方认可。适用的纠纷类型上，前期主要以被探望人年龄在10岁以下的纠纷为主。原因是这些孩子长期随一方生活，意思表达受抚养方影响较大，另一方多担心自身或孩子的利益受损。探望监督人能够较好地缓解误会，纠正偏见，促使探望行为的顺利履行。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正逐步扩大探望监督人的适用案件范围，效果较好。 人员选任方面，法院除了会选择一部分有热心、有威望、受信任的亲友担任探望监督人，也会根据人缘地缘因素，就近从社工、妇儿工委或其他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中选择合适的人员。去年以来，我们还拓展与区老干部局、各中小学等单位的合作，充分发挥离退休干部、学校老师等特殊群体人生阅历丰富、社会资源较多、贴近子女学习和生活等优势，不断提高人员选择上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工作职能方面，探望监督人主要承担调查、调解和监督三项任务。查清被探望人的生活环境、与父母的关系、受探望意愿等事实对法院确定探望时间、地点和方式至关重要，而实践中父母藏匿子女、诱使孩子虚假表述等现象也十分普遍。通过选取有较高威望的亲友、熟悉孩子居住地的青保干部和社工等担任探望监督人，不仅能协助法院快速查清相关事实，更有助于排除父母干扰，了解子女真实意愿。同时，探望监督人具有的中立地位、青保经验、社会威望、情感纽带等因素，也有利于发现矛盾根源，引导双方形成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在案件审理之外，探望监督人的工作还进一步延伸至执行工作全程，提高双方对探望行为的配合度。上门、电询、约谈等多样化的跟踪监督形式，也保证了探望权履行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三、探望监督人制度的实际作用和成效 自引入探望监督人制度以来，探望权纠纷的处理在社会力量参与、过程公证公开、子女权益维护等方面的成效已逐步显现。 社会力量充分参与。通过聘请当事人的亲友、被探望人所在社区的社工、就读幼儿园和学校的老师、青少年权益保护组织人员等担任探望监督人，有助于法院正确协调纠纷中法律的“刚”和情理的“柔”两部分内容，法院、社会各取所长，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纠纷的妥善解决，增加社会稳定的和谐因素。过程全面公正公开。探望监督人全程参与案件调查、审理与执行，既降低了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不信任感，缓和对立情绪，有助于更好地发现事实，形成方案。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增加了庭审的民主性和司法的公开性，提升了司法的公信力。充分维护子女权益。亲属探望监督人可直接在家中协助探望，社会探望监督人则植根学校、社区等未成年人的熟悉环境，这些都有助于满足他们对家庭和生活环境的安全需求，避免刚性介入的不利影响。以此为基础，后续履行的监督执行也能更为连贯和顺畅。 2013年以来，我院共受理探望权纠纷案件33件，其中10件适用了探望监督人制度，相关案件的调撤率及判后自动履行率均达100%，得到当事人、社会一直好评。 附件：典型案例 附件： 【典型案例】 张某诉郭某某探望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张某与郭某某原系夫妻。张某发现郭某某与其他异性关系暧昧，因而产生矛盾。张某与郭某某婚生之女小郭患有运动发育迟缓，一级伤残，两人为此矛盾进一步加剧。此后，张、郭先后向法院起诉离婚，因张某处于哺乳期等原因均未获支持。2012年，郭某某再次起诉，张某同意离婚，法院判决女儿小郭由父亲郭某某抚养，考虑到张、郭之间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