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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统理论的盲点 ［摘要］翻译作为一项涉及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的交流活动，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多元系统把翻译研究引入了一个更为宽广的研究视野中，强调的是客观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因此忽视了主观因素的功能。本文旨在分析客观之外的可能影响翻译选择的因素，从更为理性的角度分析看待多元系统论。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 译者的文化态度 审美文化 伦理 引言 西方翻译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语言学转向之后，逐渐开始向文化研究的方向发展，逐步实现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中研究翻译。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学派便在此过渡阶段应运而生，有效辅助翻译研究的转向。该学派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即是多元系统论和翻译规范论，而前者则是奠基之作。 多元系统论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1978年，佐哈尔在他的《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意指特定文化里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着眼于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和地位的演变。谢天振在最初接触到埃氏的polysystem theory一词时，曾把它翻译成“多元文化理论”，以突显其文化理论的本质。 一、多元系统论的翻译观 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中心论点是把各种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看作系统而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系统内部可以用一系列对立的系统加以描述：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经典文学与非经典文学的对立，翻译文学与原创文学的对立等等。 佐哈尔按两条思路研究翻译作品和多元系统的关系：第一，接受文化（目的语文化）是如何选择作品作为翻译对象的；第二，翻译作品是如何通过与其他目的语言系统产生联系从而采取特定的准则、具有特定功能的。早期翻译研究者倾向于看待对等的一对一关系及功能对等概念，他们认为译者具有主观能力来生成一个对等的文本，而这些文本反过来又会影响某一社会的文学文化常规。而多元系统理论者则认为接受文化的社会规范及文学常规支配着译者的美学预设，从而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他们在吸收“系统变化”观点的基础上，抛弃了静止的、机械的一些观念，试图描述翻译生成的过程和整个文学系统内变化的过程。多元系统论的提出预示着翻译研究重心的转移，把重心从源语文本转向目标文化。 根据佐哈尔的观点，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以占据主要位置也可能位居次要位置，具体要根据该文化里当时其他文学的状态而定。他描述了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位置的社会条件：第一，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型，即是说，文学的发展尚属“幼嫩”，有待确立；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或处于“弱势”，或两者皆然；第三，一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陈德鸿、张南峰，2002：118）。在这三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单要借助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很频繁和重要，也占据了主要或中心的位置，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仅仅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而是会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多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从而将原著里大多数的新元素带到译入语文化系统里。结果就是译文在充分性方面会比较接近原著。 然而，当原来的文学系统发展完善的时候，便无须依赖翻译输入外来元素。在这种情形下，翻译会处于次要的地位，在多元系统里只能形成一个边缘系统。因此译者只能屈服或遵从系统里一些原有的规范，倾向于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在译入语文化文学系统中寻求已有的模式，结果往往需要放弃或修改原著里的内容或形式，此时的译文比较注重“可接受性”。 二、多元系统论的盲点 （一）译者的文化态度 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传统译论注重静态的语义对比，往往把语言模式或不发达的文学理论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多元系统扩展了翻译研究的理论疆界，为翻译研究最终走出规定美学局限开辟了道路（gentzler，2004：123）。 但国内有学者指出，多元系统理论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按照多元系统论，“选择拟译文本的原则是由对（本国）多元系统起支配作用的情况决定的：即文本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们与目标文学的新方法是一致的，同时也因为它们在目标文学中所具有的可能的革新作用。”（zohar，2001：193）例如在五四时期，大量外国诗歌被翻译为白话文自由体诗歌，符合当时提倡以白话文创作自由体诗歌的需求。但拟译文本的选择不仅仅是由多元系统决定的，译者的主体性也对文本的选择起直接作用。译者会尽可能选择与自己风格一致的文本或熟悉的体裁，以发挥优势，提高译文质量。另外，根据多元系统论，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是由多元系统的运作机制决定的。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时，译者会采取异化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则采取归化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