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改思路的探讨.pdfVIP

增多，修改《体育法》的时机也基本成熟。2005年年初，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就明确提出了 修改《体育法》的工作任务，并列人我国“十一五”体育事业和法制建设的规划内容。修改 《体育法》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作，需要多方面的研究和努力，本文仅就修改《体育法》 的有关基本思路问题做些探讨。 一、《体育法》的功能定位和立法取向 (一)把握体育基本法的功能定位，廓清我国体育的基本关系 法的形式体系包括着等级效力层次不同的各种法律法规，法律法规等级效力层次的不同 决定其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定位。《体育法》作为法律这一立法形式，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 使国家立法权所制定的。国家立法权在立法权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是以整个国家的名义来 行使，用以调整国家、社会、公民生活中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基本关系和问题，具有最高性 和全面性。《体育法》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的体育法律，便是这样一部体现国家最高意志对全 国体育进行全面规范调整的体育基本法，是所有其他体育立法的基础。 当然，制定法律是为了实施，必须要有操作性，体育基本法也应如此。目前对《体育 法》批评较多的一个问题是操作性不强，确应在修改中有所改变，减少现《体育法》中过多 原则性、宣言性的语言方式，避免内容空泛。但是，由其体育基本法的性质所决定，《体育 法》在增加可操作性的同时，仍必不可少地要有一定的宣言性、原则性规定。它必须突出重 点，着力解决我国体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和原则、基本体育制度与机构、重大体育问题的总体 定位以及对一些基本体育关系的调整，要表明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基本立场、态度和主张， 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宏观指导性。因此，修改《体育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根据当前时代 发展和社会与体育需求，对现行法中有关我国体育改革发展的总体格局方面的内容进行认真 审视，与时俱进并具有前瞻性地充实新的内容。如要进一步把握好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法 制化的发展方向，理顺体育管理体制中的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明确改变“一个机 构、几块牌子”后体育社团实体化的运行体制与机制，解决对各类主体体育权利确认与保护 等方面的问题。 (二)顺应现代法治的发展趋势，确立权利本位的立法宗旨 《体育法》作为全面调整体育关系的法律，要涉及从国家管理到权利保护以及某些事项 操作的全面内容。但是，在我国现有的《体育法》中，大部分是针对各方面体育管理而制定 的管理性规定，管理效力是立法的主要关注。作为全面调整各类体育关系的体育基本法，这 种以管理规制为主的立法倾向已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随着现代法治的确立和民主立法的 一】55— 展开，权利本位的立法理念日益崛起，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的权利立法已成为当代中国社 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应在体育立法中鼹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或减弱 体育立法的管理功能，问题的关键是将体霄管理和权力的行使本身作为目的，还是将其作为 实现体育权利的手段。现代法治要求权力的行使以服务于权利的享有和实现为边界，依法界 定和制约权力并防止超越和滥用权力。现行《体育法》颁布后，虽然在宣传上理性地将保护 公民体育权利作为其中的重要原则，但在法律内容的表述中，却鲜有直接的体育权利条款。 因此，对现行《体育法》的修改，应弱化原立法偏重管理效力的行政色彩，进一步以确认和 保护公民体育权利为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强化权利本位的立法目的，设定相应的授权内容 和明示，构建全面的体育权利保护体系。 同时，还需进一步解决权利体系内部的构筑问题，其中涉及到个体本位和社会本位这两 个下位层次的权利形态。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体育的价值偏重于服务国家、社会 和集体，竞技体育政治色彩浓重，群众体育也往往被看作是国家对公民的福利。这固然有利 于体育秩序的静态稳定和体育资源的集中利用，但却是以抑制体育的个体活力和制约体育资 源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体育法》制定之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在提出建立之际， 体育的社会化、产业化程度很不发达，其立法目的在当时偏重于国家和社会利益，对体育事 业的整体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动和保障作用。时至今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个性的张 扬和利益冲突的加剧，同时，体育在人和社会全面发展中的功能日益彰显。修改《体育法》， 需要摆布好国家、社会与个体的二元利益关系，既要继续坚持发挥政府在从事调控与平衡利 益关系方面不可替代作用，更要发挥市场对体育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强化不同体育利益 主体特别是公民个体的体育权利，进一步激发体育的个体活力。应在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