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工具厂的孩儿时代.docVIP

我的童年时代 ——记红卫工具厂的美好回忆 巡洋 摘要：六零后的人们当你们子女在自己的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总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眼前总是浮现出与小伙伴的嬉闹玩耍、老师的谆谆教诲、母亲晚上呼唤孩儿回家吃饭的声音仿佛还在耳旁萦绕，每年翘盼着过年有新衣服穿有好东西吃。… 挺进武功镇 在我四岁那一年，我的母亲听说早已跟父亲到武功镇建厂的姐姐衣服破了没有人补，心里非常着急，简单的收拾了点行李，第二天母亲就带着我一起从西安奔向武功镇红卫工具厂。一路同行的还有几位到厂里报到的叔叔，到了杨凌火车站已经没有班车到武功镇了，大家商量决定步行，杨凌到武功有二十多里地，天刚下过雨，路很泥泞，一路上我就由几位叔叔轮流背着走，史志武叔叔背我时间最长，母亲穿着一双胶鞋一步一滑地努力跟在大家后面，到达武功塔院天色已黑，大家走的腰酸腿疼，母亲进了家门简单洗漱一下就倒在床上睡了。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生妹妹时大出血，身体虚弱，跟着一帮青年走下来中途没有休息，那可要很大的毅力啊！ 上学之路 小时候比较喜欢上学，建厂初期，厂里没有子弟学校，姐姐当时在镇上有一所大学街小学上学。学校设施比较差，用泥巴糊起来的台子当课桌，学生自己从家里带凳子。在我五、六岁时经常跟着姐姐一起上学，因为父母都要上班，我坐在姐姐的旁边，虽然，听得是是而非，但还是规规矩矩坐着，老师都喜欢我，鼓励我上学。由于不够上学的年龄，父亲就托厂里的军代表刘叔叔的爱人（在大学街小学任教）帮忙，学校破例答应接收，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通过入学测试，我和张瀑（厂职工子弟）顺利通过了考试。大学街小学老师管理比较严，有时侯你不注意听讲会拿着棍子敲打你或用粉笔头子砸向你。记得我有一次那天下雨，早晨起床有点晚，穿着胶鞋背上书包打着雨伞朝学校奔（家离学校有约3里多路），到校已迟到了，我被关在教室门口站了一节课。农村学校的作息时间与厂里不一样，早晨不吃饭6:30早读，再上两节课，9点钟吃饭，10点钟上课，下午14点吃饭，上课到18点放学。这与工厂的作息时间完全不相符，给我们的生活、学习等带来许多不便，父母只能将做好的饭菜给我们留好焐在锅里。在大学街小学上了两年成绩算优异，两次被评为五好学生。1972年厂里和地质勘探队联合办学建起了红卫工具厂子弟学校，厂和地质队的孩子全部转回来上学了，当时学校就最前面一栋二层教学楼，靠东面半边二层楼是后搭建的，开始学生不多，经常会两个年级并在一起上课，老师用粉笔将黑板一分为二，一边给一个年级上完课后留作业，再给另一个年级上课。我们有时候会没有课本，要向上一年级借书，课本上的内容也很少，算术基本上是一些解决工厂或生产队简单实际问题，语文是毛主席语录和赞扬英雄人物事迹文章较多。文革时期文化生活比较少，逢年过节厂工会搞文艺晚会，也会让学校出节目，另外，“六·一”儿童节还要搞一些庆祝活动。因此，学校时常抽部分学生排练节目，我也常被老师抽出排节目，记忆中有舞蹈《我是火车小司机》、《我是公社小社员》，小合唱《和毛委员在一起》、《高楼万丈平地起》等，我们演出服装经常要求穿白衬衣蓝裤子。当时，在教育界有两个人物对我们学生影响非常大，第一个人物是红小兵小将黄帅，她的《黄帅日记》在报刊上，甚至编入到小学课本里得到了广泛的宣扬，它的主导思想是学生向老师造反，其中，有一段比较经典的师生对话，老师问：我国有那几条铁路通北京？。黄帅振振有词地回答：条条铁路通北京。另一个人物是交白卷考生张铁生，考大学时数学考试交白卷，仍然被大学录取。鼓吹“读书无用”论，“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学的再好也是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宣扬大学的含义是：大学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是当时进入高等学府的政策。从而，影响了我们一代人。学校的教学环节中还安排有“学工、学农、学军”等内容。在“学工”过程中我被分到一车间蜡模班，跟着工人师傅学习用一根废锯条在酒精灯上加热，将一个个蜡模整整齐齐地焊在六边体的蜡棒上，看着自己的成果甭提多高兴了。“学农”几乎每年都要，一般安排在夏收时期，小学阶段是到麦田里帮生产队拾麦穗，这叫做“国家粮食，颗粒归仓”。妈妈给我准备好水壶和干粮就向塬上出发了，从上午拾到下午，看谁拾得最多会受到老师的表扬，有些调皮的学生背着老师用剪刀在麦垛上剪了许多麦穗。这都是无偿劳动，只有一次我们得到了劳动补偿，那一次，已到下午5点多钟了，老师让我们排好队，生产队队长胳膊上挎着一个大筐子，里面放着很多红薯，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我们很开心。初中阶段我们的劳动是捆麦垛、拉架子车运麦子，从塬上运到塬下，每辆车配三个人，老师安排让个子高身体魁梧的同学驾辕，在下坡时，驾辕的同学将辕高高地抬起并控制方向，使车子的尾部与地面产生摩擦，起到制动作用，另外两个同学紧紧地抓住捆麦垛绳子向后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