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docVIP

二.法的价值研究的意义 法的价值从法律现象一产生就产生了，它从一产生开始就引起了法学家、思想家以及历代统治者们的高度重视。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上的探索。提出了丰富的高层次的法的价值观——法的价值理论。法的价值观在人类的思想世界中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人类的法的价值追求，是人类法律发展的动力，人类的每一个法律实践和法律认知都无不以一定的法的价值追求作为基础和动因。任何一个法律环节一旦缺少价值追求，法的发展就必然会阻滞。可以说，法的价值贯穿在立法、执法、守法和法的监督的各个环节之中。非但如此，法的价值同时还是人类对法律现象进行认识和运用的成果。人类在法的价值上的进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的研究中，法的价值研究具有重要的独特意义。 (一)理论法学的重要课题，强化法学理性的重要途径 著名的法理学家佩雷尔曼把自己的法哲学观点概括为，“法律基本上是关于各种价值的讨论，所有其他都是技术问题。”将其法哲学的内容设定为两个部分。一是对法律价值分配问题的讨论，二是对于法律技术问题的讨论。前一部分是基本的方面。后一部分是从属的方面。 忽视法的价值研究曾经是我国法理学的严重缺陷。法理学，亦或被大多数人不恰当地称之为法学基础理论，作为法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必须要回答人类为什么要制定法？人类制定法的目标是什么？如何衡量、评价各种法律现象对于人类的意义？在法的多种目标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应以什么原则作为指导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并作出科学的正确抉择？阶级斗争、阶级专政固然是法的重要功能，难道法仅仅是为了阶级斗争？仅仅是为了阶级专政？等等。这些问题，长期以来，法理学或法学基础理论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而这些正是法的价值研究的课题。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但各个著作中关于法的价值的论述仍然带有初始研究所难以避免的不如人意。没有法的价值研究的法理学是残缺的法理学。没有良好的法的价值论述的法理学，不是良好的法理学。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迫切要求必须重视法的价值理论。我国在共和国建立的初期，忙于共和国的创建，国民经济的恢复，向兄弟的苏联学习和模仿。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政治上的反复“运动”，和中苏关系的破裂，法学也无法对本国法乃至人类的法现象作过多的理性思考，因此法的价值研究在中国法学界一直无声无息。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十年间，由于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法学被禁锢了，更何谈法的价值。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被彻底否定，“左”的思潮被清算，以及思想解放的极大成功，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实行，法理学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对法的价值进行认真探讨的时代终于到来了。思想的解放，人文科学的繁荣，必然要求对法的目标、意义、评价标准、内在动因等作出解释，必然要求对整个人类社会法现象的目标、意义、评价标准、内在动因等进行思考。而这些，原有的法学已无法胜任，甚至在原有的法理学体系中竟无类似问题的立足之地。发展法理学，完善法理学，就成了法学发展的历史使命，开展法的价值研究，正是完成这历史使命的重要环节。 法的价值研究是对中国长期缺乏理性指导的法理学的重大发展。我国现有的法理学体系实际上是前苏联20世纪50年代“国家与法的理论”模式的修缮品。前苏联的这一模式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产生，并为激烈的政治斗争服务的。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对法和整个法现象作出深刻的理性思考。适应革命需要的实践性、实证性是整个法学体系的主旋律。我国模仿了前苏联的这一模式后，由于政治斗争在我国从未间断过，所以，对前苏联法学的实践性和实证性是求之若渴，更未能对法作出超越实证的理性探索。这种片面强调实证、忽视理性的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体系，在我国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在法理学中名正言顺地研究法的价值问题，实际上是对中国40多年片面强调法学实践性、实证性的校正，是对法理学的重大发展和完善。 法的价值研究对我国整个法学理论的升华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学基本上是注释型的(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注释法学)。整个法学体系，且莫说部门法学，就是法理学，也似乎只是共产党政策和法律规定的说明书。感性的议论有余，理性的思考不足，简单的解说有余，复杂的思辨不足。法学被整个地降格了。许多学者对刑法、民法、诉讼法的任务、目的、最高价值、最终目标，以及相互协调，它们与人、与人的文明、理性、自由、平等、人权、正义的关系，除了能有限地依法条讲解外，能从理论上清楚地讲述的聊聊无几，更不用说那些几乎千篇一律的教科书了。这不能不使人惊叹，中国的法学理论竟会如此浅薄！长此以往，中国法学的理论前景又在哪里？法的价值研究，正是强化中国法学理性内容的契机，虽然不会因为它的发展就使整个法学完全改观，但如果予以足够的重视，或许它真的会成为使整个法学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