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的督抚与地方钱粮亏空by刘凤云.docVIP

康熙朝的督抚与地方钱粮亏空 刘凤云 有关清代地方钱粮亏空的研究向被学界所关注，就政府职责与管理权限而言，如何面对与解决不断出现的地方钱粮亏空，一直是被寄予守土之责的地方督抚治政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对康熙朝地方钱粮亏空进行实态与趋势考察的基础上，努力探究亏空的原因，并就作为封疆大吏的直省督抚于地方行政的职任，讨论他们如何面对钱粮亏空的现状，以及处置态度、解决方式等，试图从政治史的视角去管窥一个向被经济史领域关注的问题。 一、地方钱粮亏空成攀升态势 在翻阅《清实录》时，我们不难看到，在这部记载清代政治活动的官方史书中，有关清代直省钱粮亏空的记载始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是年三月，户部疏言：“各省藩司库银屡以亏空见告”。[1] 这意味着先已出现的地方钱粮亏空，已经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关注并开始付诸于清查。从随后地方反馈的情况看，没有亏空的直省是个别的，例如，三十三年（1694），“山东巡抚桑额奏，所属积贮米谷并无亏空，此前任抚臣佛伦奉行之善也。”[2] 而出现亏空的直省是普遍的，或州县、或府、或藩司，最先揭报的亏空案是从西北开始的。 三十七年（1698）初，户科给事中姜橚疏参陕西长安、永寿、华阴等三县仓米亏空。三月，经户部议覆，康熙帝以“此仓米事情甚属年久”，令刑部尚书傅腊塔、左都御史张鹏翮前往会同督抚详察。[3] 于是，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清查地方钱粮亏空的行为也由此开始了。 经过半年多的查审，十一月，傅拉塔与张鹏翮等回奏称：“原任长安县知县谢嵩龄、永寿县知县万廷诏经收米麦，其见存者与该抚所题之数相符，除折米银十万六千九百两存贮布政司库，其各州县寄贮乡村寺庙等处米麦应交该督抚严催，限三个月内运入省城永丰等仓。华阴县知县董盛祚经收已完米麦，亦限三个月内运入省城永丰等仓，其未完米石已越七年，应交该督抚委道员督催，限本年十二月终照数全完。”[4] 这里，长安、永寿两县已并无亏空可言，只要将贮于州县的米麦如期运至省城收贮即可，唯独华阴县“未完米石已越七年”。可见亏空的原因系赋税征收未能完纳，即“民欠”所致。换言之，由民欠导致的仓米亏空在华阴县自康熙三十年就开始了，这应该是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仓储米谷亏空的信号。接着，三十九年（1700），陕甘二省亏空库银案发，“令阖省文武官员均赔”后，还有“无著银一千五十七两”。 [5] 也就是说，亏空案发由州县发展到直省，亏空内容有粮有钱，无一例外。 而且，山西的情况也不乐观。三十八年（1699）初，在山西布政使齐世武的呈报中，有革职太原府知府孙毓璘亏空库银、革职大同府知府郑润中亏空库银仓米两案。[6] 随后，山西巡抚倭伦也疏奏，被参汾阳县知县李联亏空库银一万九千余两。[7] 经查，三案亏空皆实。[8] 七月，新任山西巡抚噶礼称：“近数年不完或亏欠数十万，下属视为平常，且上司毫不为奇。”并“查得该亏欠私派之弊惟平阳府为甚”， 平阳知府“王福亏空银两已经年久”，[9] 由于“山西省钱粮仅平阳府约占一半”，因此平阳的亏空在山西影响颇大。至于西北三省中的甘肃，自康熙四十年（1701）末华显出任川陕总督伊始便着手弥补亏空，至四十三年（1704）正月，继任总督博霁在十一月的奏折中仍然奏请，将“甘肃所属亏欠各案”，“展限一年补完。”[10] 除西北外，河南同样是亏空严重的直省，三十九年（1700），河南巡抚徐潮陛辞，康熙帝谕之曰：“闻彼处亏空甚多，尔去当加筹画，如何令无亏空。”[11] 还有，在四十年初，江西南昌县一个县就“亏空银四万余两”。[12] 虽然康熙帝对地方钱粮亏空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不断派员查处出现亏空的地方官员，钱粮亏空依然呈上升的趋势。而且，就连先时奏称没有亏空的山东，也在四十三年（1704）由“巡抚赵世显密奏仓粮亏空至五十余万石。”[13] 西北的亏空则更加严重。四十五年（1706）十月，陕西巡抚鄂海奏曰：到任后尽力周查州县大小事情，“惟三十一年遭灾，借给各州县民人之籽粒银共五十三万一千余两。……原州县官员等侵吞银十二万一千余两，其中已偿还三万一百两。”[14] 这两项亏空，一是因灾出借民人籽粒，一是州县官员侵吞，其数额之大，已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上报的亏空。于是，诏令河道总督张鹏翮查办此案。然有关地方亏空的奏报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频繁，特别是进入五十年代以后。 当时，除了康熙五十三年（1714），有“浙江钱粮亏空不多”[15] 的记载外，便多系亏空增多的奏报。如五十六年（1717）三月，两广总督杨琳奏，“数年来亏空钱粮数目甚多。”[16] 十一月，江西巡抚白潢奏，全省州县各仓存贮米谷共一百一十五万三千余万石，“州县日移月那亏缺已至大半。”[17] 六十年（1721）七月，